第四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政治的巨大变化，懂得少数大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
【重点难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实质。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本节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讲授：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和模式。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痼疾和难题
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它经历了恢复调整、高速增长、滞胀与低速增长、持续增长4个阶段。
1945年到5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恢复调整阶段。西欧各国先后将为战争服务的统制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另外，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131.5亿美元的援助。到1951年，西欧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这一时期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重要措施。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领导下，日本通过各项民主改革；日本政府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此外，日本还从美国得到23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到1955年，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美国进行了经济调整，缩减军工生产，恢复民用生产，1950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五六年时间内，不仅使经济得到恢复，而且为下一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基础。
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持续20年快速增长，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主要表现为：（1） 发展速度高。从1953年到197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5%左右，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2）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型。这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本世纪初仅为5%～20%，而这20年已上升为60%～80%。（3）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国民经济结构中物质生产部门占的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占的比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比重降低，工业部门的比重提高；整个工业部门中，传统工业部门比重降低，新兴工业部门比重提高。（4） 经济危机的形式发生变化，危机的冲击力有所减弱。经济危机期间的物价变化和危机各阶段的界限都没有明显变化。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大大降低。
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和低速增长阶段。整个7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9%，年均失业率为6.2%；1973～1979年，欧共体10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5%，1979～1984年为0.9%；1973～198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而言，其经济状况具体表现为：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4%，而通货膨胀率则为9.9%；其他重要经济指标全面恶化，固定资产投资率为0.8%，失业率高达10%左右，劳动生产率仅为前一阶段的30%～50%，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几乎是零；经济危机加重，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危机期间生产下降的幅度大，消费物价上涨率高，失业率高。经济的长期滞胀和危机的加重，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经济政策。从1983年起，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低速而不稳定地增长，到90年代初又先后出现衰退。
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欧盟经济缓慢增长，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美国从1994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时期。美国近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同时出现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现象，被称之为美国的“新经济”。
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和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控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这使凯恩斯主义面临深刻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80年代以来，美、英、日等西方国家在沿用凯恩斯主义的同时，兼而奉行货币主义政策。在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模式进行调整。
第一，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手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它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发挥作用的。在这些政策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信用政策。不仅如此，有些发达国家还利用制定计划的办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中长期调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发达国家不仅参与和调节国内经济活动，而且还参与调节国际经济活动。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度国际化的条件下，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参与调节。
第二，经济结构的变化。（1）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趋于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发达国家无论按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按就业人口计算，第三产业一直呈上升趋势。（2）工业部门内部的变化，首先，传统产业比重降低，新兴产业比重提高。其次，整个工业部门出现了从以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烟囱工业为主向以新技术装备的新兴工业为主转变。
第三，经济关系的发展。（1）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和加强，垄断组织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2） 垄断资本混合兼并形式越来越多样化。（3）大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垄断国际化的发展。
第四，经济模式的形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各国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二战后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经济模式各不相同。
美国的宏观需求管理模式。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市场作用最广泛、最充分的国家。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其政府很少介入经济活动，也从没有制定过综合性的中长期经济计划。
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日本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在宏观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计划来达到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之目的。日本经济计划比较全面，以时间划分，可分为年度经济预测、中长期计划；以内容划分，可分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地区开发计划和指导某个产业发展的计划。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市场经济是把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平衡原则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模式。它强调市场竞争，但同时极为突出社会平衡和社会进步问题，即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度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模式。
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法国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重视中长期指导性计划对国民经济调节的经济模式。
综上所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模式等方面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调整，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它们的所有问题，相反，有些则使其矛盾更加复杂。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痼疾和难题
二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并且在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与政策等方面的调整之后，现阶段这些国家经济仍处于上升期，但却存在着下列矛盾和问题：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呈现继续增长的势头，但90年代以来严重的失业浪潮仍然冲击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问题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既不能消除失业，同时又在多方面受失业问题的困扰，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90年代以来，美国与德国、日本不平衡发展的差距在拉大。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磨擦与冲突的问题。美日商品贸易中的磨擦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开始。8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行业开始衰落，日本对美汽车出口急剧增加，相应地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也急剧增加。190年代初，美将重心转向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美欧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1963年3月开始，在关税贸易总协定范围内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直至1967年6月，谈判才达成最后协定，被称为“肯尼迪回合”。之后，美欧矛盾斗争时常发生，如1993年结束的长达7年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
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进行的有限度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生产关系的性质。矛盾的深层化、复杂化，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限制社会生产发展的固有因素，出现了既推动又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悖论。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本节将从以下几方面向学生讲解：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2、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重大变化。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
由于各国历史传统的不同和现实情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大体可分为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总统共和制，如美国、法国等国；另一类是实行议会内阁制，如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国。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其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分立并相互制约的。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保持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独立的基础上相互制约，以保持平衡，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它是缓和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利益冲突的重要工具，所以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有两种类型：两党制和多党制。两党制指的是由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多党制是由两个以上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制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政党制度等。议会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行政制度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工具；司法制度为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依据和法律保障；政党制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运行的基础和推动器。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是为了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都以私有制为基础，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任何人员、机构和政党的更换，都不可能改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本质。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重大变化
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趋向缓和、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不断发展、行政权力逐渐集中、参与决策的角色越来越多等。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有了显著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指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社会福利工作者等高薪雇员。这说明美国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国家。
第二，阶级矛盾和斗争趋向缓和。资本的社会化发展，使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可能以股份制的形式参与资本的运作；企业管理形式的改革，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能；传统工业部门的被淘汰，大大改变了工人劳动的条件和环境；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些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阶级对当家作主、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因而阶级矛盾和斗争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内“新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这些“利益集团”在美国、西欧、日本等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也是较大的。
第四，分权制衡机制发生变化，行政权利膨胀。近年来，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地方权力趋于缩小，中央权力趋于扩大。其二，在中央各权力部门中，行政部门权力日益扩大，立法、司法部门权力日益缩小。
第五 ，发达国家权力机关内部出现影响政治决策的新因素。（1）近年来，发达国家国会中出现第三种力量。议员们在议会讨论一系列内外政策议题时，出现了多种跨越党派界线的政治联盟，即所谓“第三势力”。（2）发达国家决策中的“思想库”对政治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对决策的科学性要求更高。因此，各发达国家在决策系统中都纷纷延揽“智囊”人才，对国家政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状况发生变化，大党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小党的力量迅速上升。随着一些国家的小党力量不断壮大，西方一些国家政权的党派结构将会调整。一些国家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可能为“多党联合执政”所取代。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美、英外，意、德、法、日等国都已出现了联合政府。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
发达国家当前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民族矛盾、种族歧视问题，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犯罪问题在某些国家相当严重；大批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青年人家庭传统观念淡化，动摇了国家的社会基础。民族矛盾、种族歧视问题，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一直不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问题，除历史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不平等。二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三是文化的差异。由此引起了民族纠纷。
社会犯罪现象严重是西方国家的又一社会问题。近些年来，犯罪问题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表现比较突出。美国社会不仅犯罪现象严重，而且家庭等传统观念淡化，它动摇着美国社会的基础。同性恋和单亲家庭的增多对美国传统和社会观念形成了严重的挑战，造成了美国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危机。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最头痛和令人难堪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美国官方解释说，“无家可归者”绝大多数并不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这便说明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和社会性。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
本节从以下几方面向学生讲解。1、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2、欧洲联合的发展及欧洲联盟的对外政策。 3、日本的外交政策
一、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美国战后对外战略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
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杜鲁门时期、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政策变化。
杜鲁门时期（1945～1953年）。杜鲁门政府以凯南遏制理论和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绝密文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其基本内容是：（1）抛出“杜鲁门主义”，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政策。（2）以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控制西欧的工具，将西欧推向抗苏第一线。（3）积极向亚非拉地区渗透扩张。杜鲁门政府通过签订《西半球防务条约》和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巩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统治；通过“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即“第四点计划”，利用经济技术援助拉拢亚非位国家，为美国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认为遏制政策是消极的、无效的，也是不道德的。他鼓吹“解放”政策，就是通过道德的、宣传的、心理的方法，使“现在受莫斯科统治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最终恢复真正的独立”，实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全球战略有其特点。在政治上，首先，加强了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大搞特务活动，颠覆别国政府，使中央情报局成为推行国家战略的工具。其次，1954年，建立东南亚防务集团，1955年，策划组成“中央条约组织”，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新月形”包围圈。第三，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占领中间地带。在军事上，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即主要依靠强大的报复力量，进行报复，强调核威慑。又以威胁的办法制造战争一触即发的假象，迫使对手在对抗中屈服或退让，即“到达战争边缘，而不卷入战争”。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1961～1969年）。肯尼迪提出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槛枝”的所谓“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战争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奉行的仍是这一战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和平战略”，首先强调的是暴力和对外扩张。它包括：（1）在军事上实行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灵活反应战略，就是美国准备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使用适当的军队和武器给对手以回击并能取胜。为此，继续发展核打击力量并使之现代化，准备针对苏联和中国打“两个半战争”。（2）在同苏联的争夺中突出暴力，迫使苏联节节后退。（3）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同时，也采用“和平”的一手。主要表现在：提出“粮食用于和平”，向不发达国家派遣“和平队”，在联合国支持殖民地自决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拉拢和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也伸出“胡罗卜”，搞“和平演变”。在同苏联进行激烈对抗的同时，也声称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和平竟赛。对东欧国家，通过经济、技术、文化等各种途径促使其向“自由世界”和平演变。
7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和卡特政府时期，总体上来说，“尼克松主义”贯穿于这一阶段。
尼克松、福特时期（1969～1977年）。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尼克松政府为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一整套新的对外政策和方针，即“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最初是1969年7年25日尼克松在关岛谈他的新政策时提出来的。其后，尼克松将之扩大到整个世界。尼克松主义的支柱是“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伙伴关系”是指在同苏联争夺中美国要起重大作用，盟国要分担担子，美国也要改变“家长”作风，改善同盟国的关系。“实力”主要是指军事实力，尼克松政府提出现实威慑战略，将“两个半战争”改为“一个半战争”，但仍要求保持充足的战略核力量。“谈判”是指外交谈判。在“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大支柱中，尼克松认为“伙伴关系”是核心，“实力”和“谈判”是必要的辅助手段。尼克松主义在实践上表现为：（1）对盟国加强“伙伴关系”。1974年6月，与欧洲盟国签订《大西洋关系宣言》，声称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2）对苏联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推行“缓和”政策。在同苏联的谈判中坚持联系原则，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3）打开对华关系，推行“三角”战略，利用中国制约苏联。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同时美国又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4）从越南脱身，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1973年1月27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尼克松主义是均势原则的运用，是美国霸权地位急剧衰落的产物。福特政府继续奉行尼克松主义，只是在其执政的后期，对苏联政策趋于强硬。
卡特时期（1977～1981年）。卡特上台执政时，正是美国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为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卡特政府提出了“世纪秩序战略”。其基本内容是：把对外政策的基点由“大三角”放到“小三角”（即美、欧、日三边关系）上，加强美国、西欧、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合作；注重发展南北关系，尤其是加强同新兴地区有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同苏联的全面缓和，与东欧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推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重视“人权”外交，扩大美国在世界的“道义”影响。卡特的“世纪秩序战略”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继续维持美国衰落的霸权地位，但是收效不大，在苏联入侵阿富汉后陷入困境。
80年代到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包括里根政府的新遏制战略和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
里根时期（1981～1989年）里根是在美国面临国内经济危机，生产下降等困难和国际上苏联进功得手，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双重挑战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里根上台伊始，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战略。里根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全面加强实力，在全世界遏制苏联。在军事上提出“发展了的灵活反应战略”即新的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改变过去美国缺乏战争准备的状态；谋求核优势，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加强常规军备，大力发展海军，保持海上优势；把盟国拉进来对苏联形成多层次威慑。在加强经济军事实力的同时，在全世界遏制苏联，要把苏联的势力推回去。在欧洲，尽量弥合分歧，努力恢复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在亚太地区，要求日本承担起1000海里区域的防卫责任，加强同韩国的合作，发展同东南亚的关系，并注意发展美中关系。在中东，一方面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计划。在拉丁美洲，采取一系列行动扶植亲美政权，打击亲苏势力。（2）力图使苏联东欧“和平演变”。里根政府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不放弃同苏联谈判。里根第二任期时对谈判比较积极，并在谈判中压苏联作更多的让步。1987年12月，美苏达成销毁双方射程在500公里～5000公里全部核导弹的“中导”协议。在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上也取得一定的进展。除谈判外，里根政府利用经济、宣传等手段从内部影响苏联。对第三世界实行“里根主义”。“里根主义”就是对第三世界亲苏政权用低烈度战争给予打击，以推翻这些政权或改变其性质；对亲美国家设法维持和扩大美国的阵地，对一些亲美而又不稳固的政权促其改良或“换马”。
布什时期（1989～1992年）。布什政府正处于国际局势剧变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布什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作了重大调整，于1989年5月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所谓“超越遏制”战略是美国对苏联的基本政策，它谋求在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利用苏联变革的机会，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最后把苏联融合到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其做法是在对苏联继续施加压力中，要求苏联做到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支持东欧与中欧各国自决；减少军事力量特别是常规力量；同美国合作解决地区争端，从第三世界退让、收缩；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超越遏制”战略是“遏制”的延续，又是对“遏制”的发展。它同遏制战略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目标更大。遏制战略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阻止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而超越遏制则是要把苏联东欧纳入到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霸权。二是空间更广。遏制战略的遏制空间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周边地区；而超越遏制则是要将活动空间深深地推进到苏联、东欧国家内部。三是手段更多。遏制战略主要是运用军事手段，辅之以其他手段；而超越遏制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更强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的进攻。“超越遏制”战略的核心是进行“和平演变”。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超越遏制”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布什政府在实施对苏联的“超越遏制”战略的同时，对中国既维持美中关系基本框架，又压中国进行“和平变革”。对西欧提出“新大西洋主义”，力图巩固美国在西方盟国中的领导地位。对第三世界，既加强对付第三世界威胁的能力，又把经济技术援助与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改革联系起来，软硬兼施，将第三世界纳入到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中。
90年代以来进入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和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等。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布什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和美国领导海湾战争的模式，提出了“世界新秩序”这一新的全球战略。其基本内容是：（1）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应由美国主导世界事务，即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布什说：“尤其是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的。”（2）美国要成为大国力量的制衡者和地区磨擦的仲裁者。美国强调同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协调相互的关系，在大国间搞平衡。在爆发冲突的地区居中调停，在阿以之间、波黑内部各派之间都是如此。（3）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美国认为“只有在阻挡民主价值观的种种障碍被铲除之后，才能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关系和持久安全的世界，开拓广阔前景”，世界各国都要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4）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体制，一方面将原来主要针对苏联的战略部署作相当的调整和有限的收缩；另一方面保证对地区冲突作快速反应的能力，对极端仇视美国的力量给予包括武力在内的打击。（5）注重发挥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和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确立有利于美国且约束其他国的规则。如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提出消除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和保护知识产权；在七国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反对成立排他性的地区经济集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提供援助和贷款时，提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为条件等等。
克林顿时期（1993～2000年）。1993年，克林顿政府在世界多极化迅速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上升及美国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的背景下，一开始提出了以经济安全、军事实力、促进民主为“三大支柱”的对外政策，时隔不久，又在1994年7月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所谓“参与”主要是指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维持现有的安全同盟关系；执行一套有力的经济政策确保美国的海外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所谓“扩展”就是将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扩大到全世界，形成以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纵观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四年的对外政策，大体包括以下内容：把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作为第一原则；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大国关系，加强与欧洲和日本等盟国的关系，确立与俄罗斯和中国等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促进国际经济安全合作，让盟国分担更多的责任，解决美国自身的棘手问题，减轻国际负担；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支持符合美国要求的“民主”和“人权”。
克林顿第二任期间的外交战略在保持了较大的延续性的基础上，作了部分调整和补充。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广泛的外交手段，对付当前和末来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的威胁，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全球综合优势，维护超级大国地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和亚洲两大外交重点，并重视处理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以此推动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的外交战略仍坚持“安全、经济、民主”三大支柱；力图推进美国21世纪称霸全球的单极世界战略构想。在构筑单极世界方面，加快了实施步伐。在亚太地区，美国加强同日本的同盟关系，决定和日本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并将防御范围延伸到中国台湾及整个亚太地区；恢复和加强同亚太其他盟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以便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欧洲，实现北约首批东扩，推行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推出北约新战略，以便改变北约性质，把北约变成其推行全球战略的主要工具，从而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1999年进行的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实施其单极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发展。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对手缺位、国家的安全威胁难以判断，美国的全球战略缺乏明确的现实目标。与此相应，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案也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对外政策因此前后不一、摇摆不定。客观地说，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在稳定中东欧地区、巩固冷战成果方面有较明显的成果之外，其他方面的对外政策大多乏善可陈。
2001年布什新政府上台以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追求单极世界，宣布退出《反导条约》，进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研究和实验。“9·11事件”后，把防止美国本土遭受重大袭击作为首要目标，并以各国对此的态度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被称为“布什主义”。
小布什政府成立之初，扩展“民主”、推动全球化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以优势力量谋求美国单极统治的策略被提升首位。他们迫切要求退出反导条约、建立绝对军事优势。但是，战略对手缺位和战略目标模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小布什政府便将中国、俄罗斯等潜在战略对手当作现实的战略对手。但是，这种把“假想敌”当作真实敌人的做法既不为美国社会广泛认同，也必然引起中美、俄美关系的无谓紧张。客观地说，这种战略错位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9.11”事件的爆发，宣告“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结束，美国的战略对手不再缺位，真正的安全威胁得到广泛认同，战略目标也一改较为模糊且长期目标与中短期目标无法兼顾的状况，开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在这种条件下，美国迅速调整其全球战略。自“9.11”之后，美国迅速退出反导条约；借助阿富汗战争，加强了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俄罗斯签订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宣言。到了 2003年，美国又“超越”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后，随即推出“中东路线图”，宣布在 10 年内建成与中东的自由贸易区，将驻沙特的军队分散到更多的小国，宣布把驻在德、日、韩三国的部分军队重新部署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理论上，美国总统抛出了“邪恶轴心”论，把伊朗、伊拉克、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地区冲突明确界定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并强调了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战略和追求军事绝对优势的必要性。
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处处受阻，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这说明美国谋求单极霸权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
二、欧洲联合的发展及欧洲联盟的对外政策
（一）欧洲联合的发展
在欧洲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的历史上，统一曾是许多欧洲人的梦想，也是不少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宏愿。企图统一欧洲的先驱层出不穷，但是统一的理想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一国对别国的征服，结果带给欧洲人的不是统一而是灾难。欧洲真正走上联合的道路，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
1950年5月，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市场的计划，即“舒曼计划”。1951年4月，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在巴黎正式签署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该条约于1952年7月正式生效，欧洲煤钢联营（或称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史称《罗马条约》。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成立。1967年1月，上述6国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个组织合并，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后不断扩大。1973年1月，英国与爱尔兰、丹麦加入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由6国扩大到9国。1981年1月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1986年1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加入，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扩大为12个国家。欧洲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1）建立关税同盟。（2）实施共同农业政策。（3）创立欧洲货币体系。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1985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一体化文件》，确定在1992年底之前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欧洲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取消欧共体各国的关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限制，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的自由流动。经过努力，1993年1月，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
欧洲联盟的诞生和进一步发展。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讨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问题。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联盟。《欧洲联盟条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欧共体条约进行修改，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二是将成员国之间在外交事务上的政治合作机制上升为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三是建立成员国之间在司法和内政事务方面的合作机制。由于《欧洲联盟条约》使欧洲一体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因而被视为自《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中的第二个重要文件和全新的里程碑。条约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从此欧洲共同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1995年1月1日瑞典、芬兰、奥地利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由12国发展为15国；2004年5月1日，其成员国又15国发展到25国。
（二）欧洲联盟的对外政策
战后西欧各国的对外政策不尽相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由于西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所以各国对外政策又存在着共同性。从整个西欧来说，其对外政策应包括多个方面，但概括起来主要是针对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等三个方面。战后几十年，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西欧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外交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西欧在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方面，经历了由“遏制”到“防务+缓和”，再到“某种程度的合作”的变化过程；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经历了由“依附”到“独立自主”，再到“争取获得领导权”的变化过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方面，经历了由“旧殖民主义方式统治”到“新殖民主义方式控制”，再到“推动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合作对象”的演变过程。
战后初期，西欧各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苏联的崛起以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了争取经济好转，对付“共产主义威胁”，西欧各国在探索联合自强道路的同时，主要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军事上，1947年3月4日英法两国签订的《英法同盟互助条约》和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荷、卢签订了《布鲁塞尔约》，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德国侵略势力的复活，但实际上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危险”。经济上，西欧国家与其它“北约”成员国，于1949年11月建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其目的是筹划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该委员会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包括的项目，起初比对苏联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还多500余种。
在对美国政策方面，德、意、等多数西欧国家都采取了完全依附美国的政策。例如，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明确表示：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德国来说是不现实的。德国必须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和顽强地抵抗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英、法等少数西欧大国的对美政策，既要附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本国的利益。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既到美国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又在英国提出了维护本国利益的“三环外交”：一环是英国自身和英联邦的力量；二环是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三环是依靠“欧洲大家庭”的力量。英国企图把这三环联结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以恢复英国昔日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实现英国自己的国家目标。同样，法国既要在安全、政治、经济方面依靠美国，又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建立一种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势力”，以维护法国的利益。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方面，法、英基本上采用旧殖民主义方式的强硬手段来维护对原来殖民地的统治。法国表示：殖民地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法国的殖民地国家中，排除任何自治的可能性。为此，法国不惜动用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英国也是继续坚持传统的“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把维护英国地位的希望寄托于殖民地国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世界各种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苏同盟破裂，以及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从分裂走向解体；美苏既争夺又缓和，赫鲁晓夫推行“三和”路线，希望通过缓和实现美苏共同主宰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兴起。针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西欧国家的对外政策作了相应调整：1. 在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方面，虽然仍以遏制政策为主，但遏制方式除军事手段外，又增加了“和平演变”的内容。另外，西欧在推行遏制政策的同时，也不排除缓和的内容。2. 在对美国政策方面，一方面继续推行依靠美国抗衡苏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谋求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反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谋求法国的领导地位，坚决维护法国的国防独立；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谋求东西方的缓和；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实现法德合作，促进欧洲联合。3.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方面，法国、英国等改变了过去的以军事干涉为主的老殖民主义方式，全面推行非殖民化政策。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国际社会又有了新的发展：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第三世界国家力量不断壮大。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西欧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对外政策：1. 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方面，由遏制转向“防务+缓和”，这是战后以来，西欧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从1970年到1972年，联邦德国先后同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以及《基础条约》。这些条约被称之为《东方条约》，是东西方由对抗走向缓和的标志。1973至1975年分三阶段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使东西方缓和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潮。2. 在对美国方面，由过去的“被领导者”，变成美国的“平等伙伴”。西欧国家在以对美关系为基轴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联邦德国更多地考虑实现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并认为德国统一的关键在于莫斯科。因此，1969年勃兰特政府提出“新东方政策”：宣布在加强与西方合作的同时，争取达成与东方的谅解；承认战后欧洲各国的现有边界，改善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表示愿意实现两德关系的正常化，并表示以和平方法谋求德国的统一。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西欧国家要求独立发展的政治倾向的集中体现。3.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方面，西欧国家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1975年欧共体9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这是一个经济贸易协定，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太地区签字国的全部工业品和94.2%的农产品可免税不限量地进入欧共体成员国，欧共体成员国向46国出口时只享受最惠国待遇；欧共体建立稳定出口收入基金，以补偿46国12种初级产品出口下跌造成的损失；欧共体5年内向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4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洛美协定明显地有利于非、加、太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后来，欧共体曾3次续签洛美协定，直到2000年被新协定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西欧国家对外政策发生了曲折变化。由于苏联70年代后期推行全球霸权主义，西欧国家在80年代前半期，对外交政策作了针对性的调整：（1）在对苏联东欧政策方面，西欧对苏联东欧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推行遏制战略；对中国是既借重中国抗衡苏联，又牵制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对苏联遏制取得了一定效果，苏联开始在全世界作战略收缩，西欧对苏政策又作了及时转变：对苏联东欧国家又由遏制转向缓和。在缓和的气氛中，尤其加大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力度，从而加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进程。（2）在对美政策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苏联的强大攻势，西欧国家非常重视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在遏制苏联方面，西欧与美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一系列加强欧美关系措施，以维护欧洲的安全。80年代后期，由于美苏关系缓和以及美国从西欧裁减军备，西欧国家对美国产生不信任感，于是西欧联合自强、独立自主的意识进一步增强。（3）在对华政策方面，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西欧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这期间，西欧大国中只有法国于1964年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西欧各国才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欧除凡梵蒂冈之外所有有独立外交权的国家以及欧共体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80年代，西欧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欧共体与中国建立了定期的政治协商制度，给予中国普遍特惠制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积极争取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为此，欧盟采取的对外政策主要有：（1）西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原苏联及东欧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促进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随后西欧国家又加强对东欧国家和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防止局势的逆转。随着俄罗斯国内局势的趋向稳定和俄罗斯开始推行重振大国地位的战略，西欧国家又把俄罗斯作为重点防范对象，对俄罗斯奉行“既合作又防范”的政策。（2）在对美国方面，90年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欧美联盟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对外政策中更多地考虑的是其本身的利益，而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要更多地照顾美国的利益。因此欧美之间的矛盾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在政治上，西欧国家不仅要争夺欧洲的主导权，还强调建立多极世界，争当政治上的一极。1997年10月法、德、俄三国会晤机制的建立，以及围绕2003年伊拉克战争问题，法、德、俄在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政策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这些都是争夺欧洲和世界权利的表现。在经济上首先是“欧元”的正式启动，使一些国家抛出美元，购买欧元，这无疑对美元产生一定的冲击。其次是欧美的贸易摩擦经常发生，并不断加剧；再次，欧、美都纷纷在全世界范围内争抢未开发的市场。总之，欧盟的战略目标就是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的一极。（3）西欧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为适应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强调对话与合作，注意加强与西欧安全、稳定、发展直接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其它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并继续维系与其有传统国家的非、加、太地区国家的关系。西欧利用东亚国家欲摆脱对美、日过分依赖以及提高政治发言权的要求，与亚洲国家一起，召开了两次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欧会议；利用阿拉伯国家希望欧盟介入中东事务的愿望，公开提出“作为中东和平第三主持人直接介入阿以和谈”；利用拉美国家对美离心倾向，乘机扩展欧盟在拉美的地盘。总之，西欧要借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提高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4）对华政策方面，1991年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1991年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访问中国，1995年7月，欧盟公布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的对华政策草案，强调欧盟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致使中国对东南亚商品出口税减，而对欧洲商品出口迅速增加，从而加深了西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外，近年来西欧各国与中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双方关系正在平稳健康发展。
为了争取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西欧国家除了对外政策上的一些重大调整之外，也加快了自身一体化的进程，以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确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社会政策合作三大支柱，使欧洲一体化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欧盟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内部深化上，也表现在组织规模的扩大上。欧盟制订并积极实施了“东扩”和“南下”战略，2003年4月16日，欧盟又与东欧、南欧等10国签字，接纳它们为欧盟成员国，从而实现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组织规模上的扩大。欧盟的不断深化和扩大，迅速增大了欧盟的实力，这为提高其国际地位，推动世界多极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日本的外交政策
二战前日本外交政策基本特点是“军事外交”，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是军事侵略。二战后日本沦为战败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军事外交的基础不复存在。战后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逐渐恢复和不断增强，日本由战后初期的没有外交权，逐渐发展到“经济外交”、“多边自主外交”、“政治大国外交”等几个阶段。
战后初期的“追随外交”。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丧失了国家主权，外交上完全依附于美国。1949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彻底打乱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美国决定把对亚洲政策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从而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新的战略基地。为了把日美关系由原来的敌对国转变为同盟国，美国决定通过缔结对日和约，尽快使日本恢复所谓合法地位。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和会。作为抗日战争的主力、付出牺牲最大的中国被拒之和会门外；南斯拉夫、印度、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参加了和会，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约的签订使日本与48个和约签署国和地区结束了战争状态。就在和约签字的同一天，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由日本授予、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陆、空、海军之权利”；（2）驻日美军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可用于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3）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和陆海空军驻防、演习、过境的权利给予第三国。1952年2月28日，日美两国根据安全条约又签订了美军驻日具体条件的行政协定，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各地设置陆海空军基地；日本除对美军提供一切公共事业和设施外，每年还需分担1.55亿美元的驻日美军经费；驻日美军、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均享有治外法权。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与《对日和约》同时生效。以上表明，日本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仍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之下，所不同的是日本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通过双边条约，使日本单独对美国承担义务，而美国没有保护日本的义务。这种半独立半占领体制被称为旧金山体制。1952年4月，日本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这是日本外交追随美国的一边倒政策的又一具体表现。就连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本人也忧心忡忡地说：“这对日中关系的前途来说，乃是一个可悲的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外交”。从5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步入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恢复国际地位，日本把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确定为“经济外交”，即在政治上军事上依附美国的同时，着重从经济上同西方国家展开竞争，向亚非拉地区扩张。日本在战后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称：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要提高分居在四个小岛上的9000万国民的生活。而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唯一方法是以和平的经济力量向外发展。
日本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东南亚一直是日本的重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日本所需的天然橡胶、锡、石油、木材等，主要依靠东南亚国家。因此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东南亚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没有恢复在东南亚的地位，就不能恢复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在５０年代初，日本就通过信贷和“赔款”方式，主动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先后与缅甸、印尼等国签订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到１９５９年底，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的贷款达６４００万美元。６０年代以后，日本又通过援助，赊销和“私人投资开发”等形式，加紧了对东亚的经济渗透。日本经济外交的另一重点是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往。１９６０年签署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特意增加了日美经济合作的内容，规定“将设法消除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矛盾，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除了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外，日本还注重发展与西欧的经济关系，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日本首相访问西欧７国，提出西欧、北美、日本是“自由世界三大支柱”。１９６３年又分别同英法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和“日法通商条约”，并同其他欧共体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使日本得以逐步打入欧洲市场。在大力推进经济外交的同时，日本还不断争取在政治、军事上获得更多的自主权。１９６０年，在日本的要求下，修改了１９５１的《日美安全条约》。修改后的《新日美安全条约》，规定了日本不断增强防卫义务；删除了美国镇压日本“内乱”等损害日本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款。总之《新日美安全条约》突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表明日本在继续追随美国的前提下，对美争取了某些有利于日本的环境和条件，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
20世纪７０年代初，推行“多边自主外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变化，日本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加紧调整其外交政策。１９７２年２月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提出了多边自主的外交：即除了同美国继续保持密切关系外，还同世界上其它战略力量，如中国、苏联等国进行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外交。据此，田中内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后以来日本历届内阁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创了日本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多边自主外交强调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１９７３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缩减供应，提高油价，对西方国家带来严重冲击。这时期，日本一改长期在中东问题上的所谓“中立”态度，决定实行支持阿拉伯国家反侵略的“新中东政策”，积极同阿拉伯国家开展政治对话，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另外，针对东南亚国家的恐日心理，日本福田首相于１９７７年访问东南亚时，提出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方针政策，即“福田主义” 三原则：日本坚持和平，不作军事大国；作为真正的朋友，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与东盟及其盟国加强团结，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除此之外，日本还加强了同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多边自主外交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同苏联对话，增大日本外交自主性。７０年代初，日本利用中美日三国接近、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的有利形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不失时机地对苏联展开自主外交，以寻求解决北方领土的突破口，扩大日苏经济合作，提高自己在大国中的地位。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田中首相访问苏联，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诸问题。”此外，日本于１９７５年参加了西方７国首脑会议，积极参加国际事务。总之，在这一时期，日本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谋求原料供应和市场保证，而是加强日本外交的自主性，谋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力求摆脱“政治侏儒”而向政治大国迈进。
20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政治大国”外交。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大平内阁时期，日本政府提出了战后第一个具有全局观点和长远考虑的国家总体战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主要内容为：（１）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增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对世界和日本构成多种多样的综合性威胁。（２） 为了对付各种类型的威胁，日本所采取的手段也必须多种多样，要把防卫、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切力量综合地汇集起来，充分加以运用。（３）要应付综合性危机的挑战，不能单靠一国力量，必须依靠集体努力，联合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尤其要加强日美合作关系。（４）在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下，有节制地扩充防卫力量，重点放在提高防卫质量上，“为日美间公平分担防卫责任进一步作出努力”。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出，为日本在８０年代推行大国外交确定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方针。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分别提出“第三次远航”和推动实现“环太平洋合作圈”构想。这些都标志着日本开始朝着政治大国的迈进。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基本目标是：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争取成为西方的第二大国；以亚太作为杠杆，争取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经济贸易为媒介，积极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科技立国”代替原来的“贸易立国”；扩充军费，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坚持“西方一员”的基本立场，力图通过日美欧合作以对苏联形成战略优势等。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大国外交”的新发展。1992年版的《外交蓝皮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应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领导作用”的指导方针。《外交蓝皮书》指出：“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阐明它争取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作用。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才能够占有‘光荣的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文献，对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进行系统全面的阐述，这在战后历史上尚属首次，表明随着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终结，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快了谋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也表明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进程已进入新的阶段。１. 提出以美日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１９９０年日本首相海部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设想，即以美、日、欧三极复合领导为目标，日本作为一极发挥与美、欧相当的主导作用。2. 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1996年4月，日美签署《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双方重申冷战结束后日美安全条约依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1997年，发表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原来的“日本遇到紧急事态”改为“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合作指针》详尽规定了日美两国在平时和战时的具体合作事宜，为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具体方案，主要表现为：（1）在防卫范围上，由“保卫日本”转向“应付周边紧急事态”。根据《合作指针》规定的“平时合作”、“日本遭到武装攻击时的对付措施”、“日本周边出现紧急事态时的合作”的三种情况，具体拟定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基本方式、范围与程度。其中“日本周边出现紧急事态时的合作”，成为今后日美军事合作的重点。（２）在地位作用上，日本由“接受保护型”转向“主动参与型”。改变了日本在过去40多年的同盟关系中始终处于单纯的“接受保护”的地位，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充当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重要配角，并开始触及日本防卫体制乃至和平宪法的禁区，赋予了日本在其周边出现“紧急事态”时支援美军的许多战斗性任务。由于某些战斗性任务与直接参战的界限难以区分，不排除今后日本直接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3） 在基本职能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过去的“应付各种威胁‘日本’安全的紧急事态”扩大到“应付‘亚太地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从而将两者结合起来，为日美利用这一体制更多地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提供了借口和依据。（4）在战略态势上，由过去的“防守型”转向“攻防兼备型”。冷战时期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防卫范围、基本职能，决定了该体制在战略态势上是“防守型”的，即只有在日本本土的安全受到军事攻击时才启用这一体制。然而，随着该体制防卫范围的迅速扩大和职能的转换，其防卫态势已转向“攻防兼备型”。所有这些，标志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开始发生转折性的变化。这不仅决定着日美关系的发展趋向，而且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深刻影响。这使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加深，也是防范中国的倾向明显增强的表现。3. 制定《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突破了不得向海外派兵的原则。1954年陆海空三军自卫队成立后，参议院根据日本新宪法通过了《关于自卫队不得向海外出动的决议》，直到1989年以前，日本一直未向海外派兵。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日本提出了旨在向国外派兵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试图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区。1991年4月26日，日本政府以“从人员上为海湾地区作贡献，确保日本重要的通商路线”为由，向波斯湾派遣了由6艘舰艇和500名自卫队员组成的海上自卫队扫雷艇，首次突破了不得向海外派兵的禁令。1992年9月和1993年4月，日本分两次派出了1216人的维和部队到柬埔寨去开展维和行动。1992年6月，日本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从而使日本以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为名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了法律依据。1993年5月，日本自卫队又参加了莫桑比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1994年9月以人道援助为名向卢旺达派遣了救援队。1996年7月向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派出了43人的三军运输队。此后又协助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日本打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旗帜，一再向海外派兵，充分表明了日本为了充当政治大国必然要走军事大国的道路。4. 推出“宫泽主义”，提出综合性对亚太政策。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出访东南亚国家，并在曼谷发表了题为《亚太新时代与日本和东盟的合作》的演说，提出冷战后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四项原则。第一，参与筹划亚太政治、安全保障对话。第二，坚持对内外经济开放。第三，联合推进民主。第四，合作支援印支三国。宫泽还强调要以“亚洲中的日本”的立场，与东盟国家“共同行动”。5. 调整对俄政策。1993年4月，日本政府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对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态度，不再采取政经不可分的消极方针，而以“扩大均衡”为处理日俄关系的原则。同年10月，叶利钦总统访问日本，双方联合发表了《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日俄关系有所发展。6. 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从1990年开始，日本明确提出开展联合国外交的目标；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1994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还积极参与有关世界环境保护，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对联合国财政与人力的援助。
小泉上台后，在外交上不顾国内外反对声，积极突破这两个制约：派兵海外和参拜靖国神社，与周边国家关系因领土、历史问题而日益紧张。与此同时，在2002年11月，小泉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政策报告—《 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提出日本急需改变缺乏长远战略的状况，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明确的外交战略。可以看到小泉的外交战略:(1)最大的特点是基于“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这是以前内阁所未提过的概念;(2)继续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日本安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日美安全体制，称美国是“亚洲及世界安全的最终承担者”;(3)坚持联合国外交。把“维护国际和平”，由以前的“附属任务’，提升到“基本任务’，加大对外援助，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4)在亚洲外交上，即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历史问题、东亚安全与经济合作等问题上详细阐述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小泉实行的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日美同盟基础之上的更现实的外交战略.小泉政府为实施其大国外交战略，积极修改国家防卫政策，小泉内阁在2004年12月10日通过了表明今后10年安全保障政策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修改的、指导日本自卫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大纲提出了日本安全战略的两大目标，即“防止威胁直接波及日本“和“改善国际环境，以防威胁波及日本。同时把“国际和平合作”，由“附属任务’提升到自卫队的“基本任务”。尽管“新大纲”重申将继续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但是小泉内阁借反恐之机，相继通过的防恐特别措施法案、“有事法制”法案以及向伊拉克派兵法案使自卫队可以合法地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突破了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实质上，日本防卫政策目标的制定和自卫队基本任务的调整，均改变了日本“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性质，使日本的防卫战略转向具有全球性质的“主动干预”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快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并在1986年就废止了军事开支不得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在法律上，突破不准向海外派兵的禁区；在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问题的认识上态度暧昧。这些都减少了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
【思考题】
1、如何正确认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2、任何正确认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变化？
3、为什么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战略？
4、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有哪些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