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掌握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与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1936年底，斯大林在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终于从理想变为现实。

在欧洲，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在1944年获得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则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分别在1944年、1945年获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德意志民主和共和国是在德国分裂和苏军占领的情况下在1949年10月成立的。这些国家在解放之初，实行的是一种过渡性人民民主制度，其特征是多元主义，即在政治上保留了议会制度，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强调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保留了小私有制经济，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在此之后，上述8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在亚洲，越南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动武装起义，1945年9月2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这是亚洲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民主国家。1948年9月9日，北朝鲜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挝1945年10月恢复独立，但长期受帝国主义控制，直到1975年12月最终获得真正独立，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它们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在拉丁美洲，古巴1959年革命取得成功，1961年5月古巴政府正式宣布古巴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至此，二战后欧、亚、拉美13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上二战前的苏联和蒙古，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15个，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壮大，形成了一个能够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人类的近代史中，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扩张，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带到整个世界，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开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缺口，使人类进入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根除了剥削制度，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有进步，但是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处于无权地位，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铲除了剥削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新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的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并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显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在短短的20年中实现了工业化，工业生产总值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战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人民的社会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新中国在建立50多年中，由一个极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各国无不关注和称赞的国家。国际社会甚至一些出现了用“北京共识”取得“华盛顿共识”的议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事实上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要快的多。如冷战时期，从1961-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工业、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比发达国家高48.6%和81.6%、105%。而冷战后的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在改革中获得高速增长。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整体上促进了人类的繁荣与进步。

第四，社会主义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打败法西斯集团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二战中，苏联迎战了德军的60%-80%，死亡人数达2700万，物质损耗共计6790亿卢布（按1941年价格计算），约30%的国民财富化为灰烬[①]，大批城市被毁。但是苏联顶住并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消灭了德军1000万，最终摧毁了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苏联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吸引力。

第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曾经历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压，它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鼓舞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还给予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最终摧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是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民主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各种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在二战结束后，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社会主义国家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给予有力的回击，挫败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企图。在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展开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也制约了苏联的霸权。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与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不懈的努力。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是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如前所述，斯大林模式是在苏联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经济上高度集中和政治上高度集权，具体表现在：（1）经济方面：在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战备型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排斥市场，实行自上而下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在分配体制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2）在政治方面，实行共产党一党单独执政，党政不分；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自主权；干部制度采用委任制，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

这种体制的严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过分集中的经济运行和管理体制易导致经济条块状分割，窒息企业发展活力和经济发展效率；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政治上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腐败现象严重，使民主、法制遭到践踏。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其内在的种种弊端日益显露，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并先后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这时期以南斯拉夫建立自治制度和赫鲁晓夫的改革为标志，苏联、东欧大多数国家以及中国都先后对体制进行改革尝试，但因受传统模式影响，理论认识不足等，改革只是表面性的调整和改良，范围也很小，改革成效不大。第二次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开始新一轮的尝试，改革的深度广度有所增加，不同程度触及到体制问题，但总体上仍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第三次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等亚洲国家、苏联、东欧、古巴都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范围和程度都大大超过从前，各国在革新过程中都提出要转变旧体制，改革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

最早走上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是南斯拉夫。其改革过程大致分三个时期:1950年到1963年的工人自治时期；1964年到1970年的社会自治时期；1971年以后的联合劳动时期。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某个集体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2）在管理体制上，完善“自治”，实行组织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联合劳动制。各企业、各劳动组织都是独立的产品生产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联合劳动组织是把各单位联系起来的组织纽带的结，各单位之间的经济效益和各种社会契约以及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则是把各单位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其主要权力在基层。（3）实行“自治社会计划体制”，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指导有机结合起来。社会计划是在各企业和各种自治组织的自治计划基础上逐级形成的，并把各级协调起来。也就是联合劳动组织根据市场供求独立制定生产发展计划，各级政府制定指导性计划，再通过企业之间签订社会契约，来实现自治计划与社会计划的统一协调。（4）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企业所需资金完全自筹，企业只向国家纳税和向社会组织支付社会缴纳，独立决定收入的分配制度，职工的收入水平不仅取决于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5）商品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决定，充分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

南斯拉夫的这种自治经济体制的探索，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推动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1952年到1970年，国民收入增长近3倍。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60年间为10.2%，1960年到1970年间为8.3%。二五计划（1957-1961）期间，工业、农业生产以及国民收入继续以13%、4-6%、12%的速度增长，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广泛关注。然而，南斯拉夫的改革脱离了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现实，机械地照搬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的改革逐渐陷入困境，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国家无力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社会所有制企业效益低下，经济亏损无人负责。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卡达尔领导匈牙利开始“静悄悄”地改革，他首先从稳定局势入手，对以往案件进行平反，通过组织爱国人民战线协调社会力量；1957年匈牙利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并对工农业进行改革：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官员定价和市场价格相结合机制，对工业部门减少指令性计划，利用成本利润考核企业业绩，增加利润分红分配方式。到1968年匈牙利开始实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管理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国家基本取消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家计划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匈牙利的这一改革被称为“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将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匈牙利的这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1968到1973年间匈牙利经济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每年递增5%～6%。1970年，匈牙利工业生产已位居世界第17位。匈牙利因而被称为“苏联阵营中第一个消费者的天堂”。但在1973年，匈牙利改革受阻，经济出现外贸逆差、外债激增、投资及消费资金膨胀、短缺加剧与通货膨胀等严重问题。

波兰在“波兹南事件”之后，哥穆尔卡当选党的第一书记，拉开经济政治改革序幕。经济上, 哥穆尔卡按照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提出的“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企业管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与企业工人自治相结合的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三自原则，即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原则；减少农产品交售定额，提高收购价格，实行农村自治，允许农民退出农业合作社和买卖土地。政治上，哥穆尔卡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化，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将议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重视其他党派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改革给波兰带来了活力，“一·五计划”（1956-1960年）期间，工业增长59.6%，工人工资增长了25％，人民的生活有较大改善。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可惜这次改革仅持续一年多就人为停滞，导致经济形势恶化，政治集权退回原状，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第二次社会危机的爆发。此后波兰经济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危机不断。1982年，在雅鲁泽尔斯基的带领下实行了较全面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有：摒弃指令性计划，中央计划主要负责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组织经济活动等宏观方面；国有企业仍实行“三自”原则，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调整价格，改进经济结构。波兰的这一改革虽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方向，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体制，且重点偏向价格改革，缺乏力度，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未能克服经济困难，社会矛盾深化，国家动荡不安。

捷克斯洛伐克于50年代后期曾开始过改革，但由于经验不足，力度不够，没有取得多大效果。随着社会经济恶化，1967年至1968年间再次掀起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浪潮，决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1968年4月，捷共中央发布的《行动纲领》首次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政治改革设想，创造性地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宣布“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具体的说就是：（1）政治上实行党政分离，政治协商和联合执政，民族阵线内各政党团体都参加政策制定，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律作用。（2）经济上根据“竞争性市场经济”理论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内容包括：改革计划体制，国家计划主要制订长期发展战略，确定重大比例关系，对一些重要的部门规定指令性指标，其它的一切经济活动应在市场中由税收、利润、价格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工商企业和农业合作社享有独立自主权；成立工厂委员会，它有决定厂长任免、利润分配等的权力。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捷克斯洛伐克迎来了“布拉格之春”，但由于苏联阻挠，于1968年8月20日与部分华约成员国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因此而夭折。

此外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也都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从总体上看，东欧国家的改革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模式，如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民主德国；二是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模式，最典型的就是南斯拉夫；三是计划指导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匈牙利采取了这种方式。虽然东欧国家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都未能摆脱僵化的教条主义束缚，没有认识到传统体制弊端的根源，改革始终停留在表层，加上国内保守派的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及对东欧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等因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东欧各国改革进程都陷于停滞，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东欧剧变。

苏联在5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有限的经济政治体制调整。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继任领导人都对原有的僵硬体制进行一定调整、改良。赫鲁晓夫执政后，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做了一定调整：（1）在经济上一改过去长期忽视农业的做法，开始强调农业发展。首先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然后取消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即改由国家通过计划以公顷计算收购量,按各地区规定的统一价格收购一部分农产品,其余农产品允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取消了国家拖拉机站,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扩大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推行农业小组承包制；调整农业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大力提倡垦荒运动。经过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后，苏联农业产量一度增长。从1953至1964年期间,谷物总产量年均达到1.175亿吨,比1945至1953年间的年均产量增长 62%。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很好的坚持下去，很快就开始脱离国情，提出不切实际发展指标,要求赶超美国,以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时，苏联农业又陷入了困难境地。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也进行了尝试，首先精简管理机构，裁减冗余人员。1957年，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设置经济行政区，将企业管理权由中央部门转移到经济行政区，由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以增加各地区管理经济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但实质上这次改组只是对权力进行调整，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也没有真正给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反而使地区本位主义泛滥，导致工业增长缓慢。虽然后来苏联对此采取了补救措施，重新设立了中央一级的专业管理委员会,并对经济行政区进行合并,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又使工业管理体制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因此这方面的改革是无效的。（2）在政治领域，赫鲁晓夫首先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释放大量在押政治犯；设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小内务部权力，加强法制和监督机关的职能；恢复党代会，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实行干部任期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干部特权。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紧张的政治气氛，使民主有所增强。但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未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改革从整体上看是失败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年-1982年）也进行了一些调整。（1）经济方面，他实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取消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恢复集中领导的部门管理制,同时兼顾地区管理的原则；减少中央指令性计划，稍稍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设置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利用价格、奖金等形式刺激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其后，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成立联合公司,推行以集约化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调整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促进集约化经营和提高生产效益，可惜改革具体措施仍然拘泥于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也未能完全得到贯彻。在农业方面，勃列日涅夫也制定了改革措施，如：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收购价格，对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支持个人副业，推行农业集约化方针，增加农业投资，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到 1981年，苏联的小麦、甜菜、土豆、牛奶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苏联农业采取的粗放经营方式，技术落后，管理上仍是计划体制，农业产量不稳定，1971-1975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0. 8%。（2）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采取了"稳定政局"的方针,取消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更新制度",保持干部队伍基本稳定。但勃列日涅夫政治上的改革也未摆脱高度集权、缺乏监督的状况，甚至到后期个人崇拜反而有所加强，阻碍了经济发展，导致社会衰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使苏联经济实力在70年代中期达到颠峰，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与美国相当，但它未使苏联脱离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计划管理体制仍然占主导地位，长期集聚的弊端带来社会的衰退，为后来苏联剧变埋下伏笔。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对人事进行大调整，任用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新人。在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改革全面展开。在经济方面，要求改进经营管理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并颁布了《个体劳动法》和《合资企业法》,从法律上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1987年6月公布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改行政方法为经济方法管理国家经济，之后又通过《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实行全面经济核算,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政治方面,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对领导班子进行更换。由于改革目标不明确，没有认识到体制弊端的根源，经济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转而寻求改革的转向。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经济改革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开始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政治指导思想由马克思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改革成为改向。

苏东国家改革是失败的，但在亚洲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自50年代中期就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消极作用，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戒”，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关系等命题，意味着中国已开始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间，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正误交织，充满曲折，经历过“左”的错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作用，阻碍了社会发展，但也为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实际出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经济上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由点到面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国家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5年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不断健全当中。

越南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苏联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推行“新经济政策”，用物质激励提高人们积极性，开放农村自由市场，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对私人经济的限制。但这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良手段，而且由于脱离实际和政策失误造成了改革失败。1986年越共六大上确立革新开放路线后，进入实质性的改革时期。越共首先从革新观念入手，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并逐步推行"新经济政策"，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农业上实行集体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在商业上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制定措施，推进革新。改革后的越南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越南国民经济年均增长超过8％，工业生产率年均增长13.5％，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国家综合国力提高，逐渐走上国际化发展轨道。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短暂下滑后很快得到调整，进入２１世纪以后，越南国民经济出现连续递增性增长态势。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6.7%、6.8%、7%、7.2%、7.8%，据世界银行驻越南机构对越南2005年经济发展情况的评估数据显示，越南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达到8.4%，基本实现了越南国家制定的预期经济发展目标。

此外，老挝也自1986年进行“革新开放”，实现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并经受住90年代初苏东巨变的冲击，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朝鲜的改革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古巴是地处美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局势大转变，使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国家陷入深刻危机。1990年，古巴宣布准备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正式提出新战略方针，力求依靠自身力量来谋求生存与发展。古巴的改革大致分三个阶段：（1）1990年至1993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抵制苏东巨变影响，坚守和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国民经济发展重点，放宽经济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和福利。这一阶段古巴顶住了苏东巨变的冲击，稳定了局势；（2）1993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内形势中，古巴开始进一步改革体制，加快开放步伐，改善政府领导和政治气候，宣布美元合法化，扩大个体经济，开放自由市场等。（3）199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由于美国自1996年起加紧实行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古巴加强统一全民思想认识，反击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意识形态攻击，深化国企改革和税制、银行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之路克服了危机，社会经济开始逐渐恢复，日显活力。

从社会主义改革过程可以看出，整个进程是时断时续、曲折复杂的。尽管各国都在不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各国持有不同改革观，改革过程采取或正确或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导致改革结果截然不同。但从某种角度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为后来实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人类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在亚洲的中国、越南等国，以及古巴都积极汲取、总结了苏东巨变的成败得失，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观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路线，从而获得了成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二战后，苏联主要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每一位都根据苏联的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对外政策上做了一定调整。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可分四时期。

苏联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战争中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创伤，城市被夷为平地，2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批工厂、企业被摧毁，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因此恢复经济，提升国力便成为苏联当务之急。斯大林据此制定了新的和平外交政策，以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主要内容有：

（1）巩固战争胜利成果，确保国家安全，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争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苏联应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应付意外事件。

（2）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儿子时就明确指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是可能的，表达了苏联维护和平的愿望。但由于战后苏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根本对立，彼此持不信任态度，两大国之间合作关系难以为继。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冷战拉开帷幕，美苏战时同盟彻底破裂。1947年9月，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欧洲九国的共产党召开大会，日丹诺夫在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阵营”思想，据此，会议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中指出，“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的欧洲一章而已”，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3）加强同东欧国家的关系，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相互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强经济合作，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建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集体安全体系。1947年12月，苏联和捷克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5年的供货和支付协定，规定两国每年的贸易额为500万捷克克朗，此外还签订了贸易、航海和科技合作协定。与此同时，苏联还同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大量的经贸协定，这些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其后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经济合作。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棉花、铁矿和锰矿石、石油产品等，并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克服经济困难。与此同时，苏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帮助东欧国家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在东欧的防御力量。1955年5月，苏联东欧8国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4）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壮大社会主义力量。苏联对亚洲的中国、朝鲜和越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经济恢复给予大力支持，保障了苏联东部的安全。

总体上，在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以防御性为重点，斯大林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苏联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改变了其地缘政治环境，维护国家安全及在欧洲的战略重点，也为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苏联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采取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的抗衡政策，挫败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图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过程中爆发了苏南冲突，以及在其后的苏波、苏中、苏捷关系上都体现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赫鲁晓夫领导苏联时期。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抗方针，实行以和解为主兼用对抗的方针，推行渗透扩张战略，其目标在于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三和”总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具体内容为：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平共处，进而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强调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强调社会主义“一致性”的前提下，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涉；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下，向广大亚非拉地区扩张，使其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三和”理论的指导下，赫鲁晓夫进行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

（1）“三和”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主张以对话取代对抗，战略重点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缓和同西方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以解除苏联受到的经济封锁和贸易歧视。1955年，苏联在解决奥地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与美、英、法、奥签订了《对奥和约》，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欧洲地区的紧张根源。同年，苏、美、英、法4国在日内瓦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就德国问题、裁军及东西方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这是继波茨坦会议之后的首次东西方会晤，成为东西对话的开端。之后，赫鲁晓夫又相继访问英、法等国，在军备竞赛、国际局势、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邀访美，成为苏联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访美的领导人，美苏两国首脑举行了戴维营会谈，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它是东西方缓和的一个重要象征。

（2）联同被压迫民族建立合作关系，向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向亚非拉地区渗透扩张。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贸易协定，1955年还帮助印度建造比莱钢厂，向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之后，又向埃及提供资金建设阿斯旺水坝。此外，苏联还向中东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非洲的加纳、马里、几内亚等国提供贷款。1960年，苏联与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到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已达27个国家。

（3）一方面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赫鲁晓夫略微放松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 1955年5月，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南斯拉夫，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以缓和苏东关系，但苏联对东欧的这种让步是有限的，一旦出现“越轨”现象，仍会实施干预，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就是证明。赫鲁晓夫在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前提下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加强同中国的关系。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主动撤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五个中苏合营公司，并将旅顺军港基地交还中国。l955 年苏联政府废除了斯大林时期强加给中国的《补充协定》。但是，苏联担心中国发展对其造成威胁，所以赫鲁晓夫另一方面又试图控制中国，1958年春，苏联提出中苏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被中国政府严词拒绝。其后苏联撕毁对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两国关系恶化。

苏联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使紧张的两极国际局势得到一定限度的缓和，两大阵营由对抗过渡到对话状态，有利于二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促进苏联经济发展和实力的提高。但苏联低估了世界的紧张局势，目标过于理想化，也未能摆脱大国沙文主义的深刻影响，最后导致地区冲突加剧，社会主义的整体力量遭到削弱。这一时期尽管赫鲁晓夫仍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抗战略，并且已显现出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1958年到1962年间发生的柏林危机、U－2飞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使刚得到缓和的东西方关系又重新走向紧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由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美苏两极力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开始奉行积极进攻的外交战略，其目标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 “以缓和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支柱，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美为主要对手”，大举向第三世界扩张。具体表现在：

（1）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美关系趋向缓和，在限制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签订了一系列议定书，并在贸易、科技、环境、卫生等各个不同领域进行合作。1975年8月，欧安会参加国正式通过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欧洲安全问题，经济、科技、环境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问题。欧安会最后文件是东西方为维持双方平衡而妥协的产物，标志着东西方缓和达到高潮。但70年代后期随美国态度逐渐强硬两国关系又走向对抗，各自加紧对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争夺，军备竞赛开始升级，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使美苏缓和关系结束。

（2）在对西欧政策上，苏联一方面实行怀柔拉拢政策，苏联领导人对法国和德国进行了多次访问，签订各种合作协定；另一方面又加强军队部署，进行军事威慑。

（3）对东欧的控制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有短暂放松，但苏联从冷战思维出发，带领华约5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捷克出现的 “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加紧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干涉其人事安排，在经济上使其对苏联产生依赖性。随着苏联“大国责任论”、东欧“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专政论”及“经济一体论”等理论相继出台，苏联又进一步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和主权进行干涉和威胁，这也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实质是将社会主义阵营看作一个整体，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国是当然的领导者，应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他国进行干预，体现了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和大党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最终使东欧与苏联之间的离心力不断增加，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日益陷于孤立。

（4）在第三世界采用经济援助、意识形态渗透等手段加紧对其扩张和渗透，将其纳入争霸轨道。在南亚，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支持印度反华并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南亚，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东，苏联先后与多个国家签订友好条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进行渗透和控制。在非洲，推行“拦腰战略”，支持古巴雇佣军入侵安哥拉，入侵扎伊尔；插手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借机窃取红海沿岸的军事基地，等等。苏联甚至以武力介入地区冲突，给自己所扶持的势力以“直接的军事支援”，帮助某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入侵阿富汗，其霸权主义政策达到高潮。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积极进攻战略客观上制约了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霸权，但苏联这种霸权主义政策是建立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基础上的，必然背上沉重的负担，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加剧了经济困难，既阻碍了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为日后苏联的发展埋下隐患。

苏联在经过勃列日涅夫主义政策指导下的发展之后，长期积累的负作用开始显现：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体制僵化，民族矛盾尖锐，国际形象败坏，东西关系恶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这种状况，认为和平缓和的外部环境是进行国内改革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外交“新思维”，其主要目标是：缓和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对抗关系，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利益均衡基础上继续维持大国地位；以经济外交为重心，争取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

在“新思维”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其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9年底）是战略收缩阶段。这一时期苏联实行全方位外交，努力缓和国际局势，具体表现在：（1）仍然将对美国的关系置于首位，恢复中断了6年的苏美最高级别的接触，此后两国首脑频频会晤，对各方面进行商讨。（2）调整与西欧国家关系，提出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合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于1985年10月首先走访了西方的法国，与英国、西班牙、联邦德国之间的互访也随之频繁，摆脱苏联在国际上长期的孤立地位。（3）逐步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承认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性，让其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并积极改善同亚太地区尤其是同中国的关系，使中苏关系正常化。（4）对第三世界采取收缩政策，放弃第三世界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提法。（5）改进攻性军事战略为防御性战略，主动从阿富汗撤军，削减军备数量，保持“合理足够”的军事装备。

第二阶段（1990年－1991年底），即倒向西方的阶段。此时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日渐陷入困境，构建“全欧共同大厦”的理想破灭，新思维发生演变，戈尔巴乔夫对西方节节退让，直至不顾苏联国家利益和尊严，无条件缓和，最后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西方，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总之，战后苏联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与以美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经历了从斯大林时期尖锐对抗到赫鲁晓夫时期的既对抗又对话、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既缓和又对抗、最后到戈尔巴乔夫全面缓和的变化过程，一方面维护了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工人阶级利益，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客观上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苏联对外政策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倾向，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有重大失误，在第三世界的渗透扩张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为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它使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也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格局进入转换时期。尽管苏东巨变已经成为历史，离我们远去，但对它发生的原因应正确理解，它所提供的教训更应为后人所警醒，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陷入困难境地，国内反动势力和西方“和平演变”乘机兴风作浪，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苏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推动下，开始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市场化，改革方向发生偏离。以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选败北，团结工会上台为开端，东欧国家政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发生质变。

波兰率先拉开东欧剧变的序幕。1958年以后，波兰发展路线又回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轨道,经济形势随之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罢工斗争频发，社会又连续相继爆发了两次严重危机。政治反对派力量乘势而起，于1980年成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这是一个与政府针锋相对的反对派政治组织。虽然该组织在1981年全国实施军管期间被取缔,但到80年代末社会矛盾再度激化时又卷土重来。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原则上承认了政治多元化和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1989年2月6日，在华沙举行了圆桌会议，不久后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几个文件，宣布实行工会多元化、总统制，实行议会两院制和议会民主制。6月4日，举行正式大选，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个席位,众议院自由竞选的161个议席中的160个席位。统一工人党组织的"执政联盟"依靠分配席位才保住了众议院的299个席位。不久就组成了以团结工会为主的联合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勉强当选为总统，塔·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东欧第一个由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成立了。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组，成立“社会民主党”。同年12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波兰政权易帜。

随后，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也相继发生剧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匈牙利由于国内领导政策失误和国际经济条件恶化，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政治上也开始出现动荡，匈牙利党内主张实行多元民主政治的力量随之增强。1988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匈牙利工人党提出加速政治经济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1989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声称:“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围内实现”、“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是匈牙利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符合当前具体国情的选择”。6月为前总理纳吉平反，并开始对政治经济进行大变革。10月6日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新的党纲、党章，并确立了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第二天，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称为“社会党”，10月23日，宣布“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在民主德国，随着匈牙利与奥地利边界防线的拆除，东德民众开始出逃，社会形势急剧恶化，加上波兰和匈牙利政局的影响，到1989年后期出现深刻社会危机。执政党统一社会党一再退让，昂纳克被迫辞职，接着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辞职。新上台的克伦茨宣布实行“彻底改革”，并于11月9日宣布开放两德之间边境出口站，允许私人旅游和公民移居，柏林墙被推倒。此后政治多元化进程加快，12月7日，统一社会党等13个党派组织举行圆桌会议，正式承认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合法地位，开始实行多党制。在联邦德国的支持和干预下，两德统一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统一。

柏林墙倒塌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民主，共产党内也开始出现分裂。捷共在1988年反对派掀起“七七宪章运动”之后，雅克什领导班子集体辞职，乌尔班内克接任，并做出让步同意修改宪法，组建联合政府。1989年12月,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捷共在联合政府中沦为少数,总统胡萨克被迫辞职。1990年6月，捷共在联邦会议选举中彻底丧失了领导权。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保加利亚从1989年6月土耳其人外逃开始，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激化，社会陷入动荡，西方国家乘机进行渗透、分化，1990年1月底，保共发表《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宣布实行多党制，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发生转变。

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变化，罗马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不仅不思改革，反而更加强化专制统治，引起了人民强烈不满。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百万民众发起的 “蒂米什瓦拉事件”点燃了全国人民反抗的导火索，齐奥塞斯库政权瓦解。12月25日,罗马尼亚电视台宣布特别军事法庭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了秘密审讯,被判处死刑,并且已经执行。同时，以罗曼为总理的新政府成立,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1990年5月,罗马尼亚举行首次多党选举,救国阵线主席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罗马尼亚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联邦国家，由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6个共和国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加深，再加上其他东欧国家剧变的影响，党内开始出现分歧。1990年10月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提纲》，决定实行多党制。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马其顿、波黑也随后相继独立，塞尔维亚、黑山于1992年组成南斯拉夫联盟（简称南联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

阿尔巴尼亚发生政变最晚也最快。该国一直固守着斯大林模式，国内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90年7月发生了大批公民外逃事件后，迫于内外压力，阿尔巴尼亚党开始退让，1991年6月，阿劳动党更名为社会党，宣布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就这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年时间内全部转变了政权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们转变步骤差不多，即：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性质首先发生变化，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党，然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及经济制度、外交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转向资本主义性质，直至最后改革彻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从演变方式来看则有所不同，大致有三类：一是由于执政党领导层内讧和分裂，使共产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国内反对派和国外势力夹击下丢失政权，如匈牙利、南斯拉夫；二是在内外反对派、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下，执政党自身步步退让、妥协而最终被迫下台，如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三是由于执政领导人思想保守僵化、独断专行引起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反抗、军队倒戈而政权不保，如罗马尼亚。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密切相连，他执政的6年多时间也是苏联从改革演变到解体的过程。这一过程随戈尔巴乔夫政策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87年“新思维”的提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苏联传统体制弊端提倡大力改革，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但戈尔巴乔夫本身对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对政策也没有明确目标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质，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见效。以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和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发表为标志，苏联改革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社会主义改革纲领逐渐发生扭曲。在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将“加速发展战略”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体制，于是开始改革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且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口号。在新口号的号召下，苏联经济改革由“分阶段”式开始逐渐向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转变，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出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体现“人道主义性质”、“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忽视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开始改变对外政策，向西方不断妥协、退让，为改革发生质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从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二十八大。1988年6月28日苏共召开19次全国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过程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将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作为苏共的三项“革命性倡议”，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苏联改革成为改向。此后，戈尔巴乔夫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国家政治领导核心两次进行了大调整，调整之后的苏共失去权力中心地位，对形势失去控制，开始放弃一党执政的法律地位。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论述马克思主义局限性，提出社会主义自治要与三权分立沿着相结合的思想，表明此时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1990年3月12日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改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宪法中第六条关于“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的条款，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并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它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修宪后增设苏联总统职位，之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正式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经济上提出建立以社会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多元化，放弃马列主义根本原则的指导地位。

第三阶段是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至苏联解体。随着二月全会、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和二十八大一系列过程，苏联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政局日趋失控，无政府状态蔓延，党内思想混乱，党派夺权日益激烈；经济形势加速恶化；对外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激起人民不满；各民族积怨加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对此苏联政府虽然也采取过各种手段，但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下,最后都以妥协而告终。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全民公决，有76.4％的人赞成保留苏维埃联盟。4月24日戈尔巴乔夫单独召集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并发表新联盟计划，即“9＋1”计划，标志苏联向民主派的激进路线全面妥协，计划决定签订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承认各共和国的主权，并将苏联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意图是使苏联成为自由邦联国家。为阻止新联盟条约生效，维护苏联的存在，8月19日凌晨6时，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和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洛夫等8人组成“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宣布终止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此举立即遭到激进民主派的强烈抵抗，加上苏共没有制定周密计划，也未能采取及时有力的行动，西方也在其中进行施压和干预，“8·19”事件仅3天就失败了。事件之后，苏联国内更加混乱，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与叶利钦联手两次掀起“反共”浪潮。叶利钦首先下令逮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禁止俄共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命运，此时苏联也迅速走向解体。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国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是对苏联的致命一击。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3国和格鲁吉亚外11个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阿拉木图宣言》等文件，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第二天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履行终止苏联存在的法律手续，并确认独联体的成立。至此，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寿终正寝。

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在如此短时间内发生震惊世界的巨变，其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从直接原因来看，主要在于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在改革中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错误路线，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导致社会陷入全面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将对内对外政策建立在“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基础上，鼓吹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甚至全盘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导致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等思潮泛滥，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苏联所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和本质，是苏联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党的危机和民族危机等全面危机。苏联的“新思维”和干预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无疑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共产党力量较薄弱。二战后，苏联为自身安全一直相当注重维护东欧稳定，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全面控制东欧，使这些国家党内思想得到强制统一。但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倡“新思维”外交后，开始在东欧极力推进苏式改革，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捆绑，这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泛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东欧共产党内部迅速分裂、蜕变，继而改组，纷纷进行多党制、经济多元化的转向。各反对派也以实行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为幌子趁势而起，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

（2）从内在原因来看，体制的弊端和政策失误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的长期积累则是苏东巨变的深层根源。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弊端阻碍了执政党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导致执政党形象败坏，而执政党的腐化堕落又反过来阻碍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矛盾和经济困难积重难返必然导致政权瓦解。

首先，从经济体制上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总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长期脱离实际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而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传统的苏联模式虽然在战争结束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科技进步也越来越快，传统的经济体制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就越来越突出，最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苏联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不同程度调整，但都没有得到坚持，总体上并未摆脱计划经济模式，排斥了市场作用，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缺乏竞争环境和竞争力，从而制约了生产者和企业的创造性和活力；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奉行加速赶超计划，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投入，科技成果利用率和生产效益低，造成资源浪费严重；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注重军事工业，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衡，国民经济负担沉重，人民生活、生产用品匮乏；再加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政策脱离了社会发展实际，更加重了经济发展困境，使得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已缩小的经济差距再次拉大，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失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模式后虽然经济也取得了短暂地飞跃，但缺陷同样很快就显露出来，对此有的国家进行了改革，但没有坚持下去或者偏离了方向，而有的国家则根本不作改变，僵化的体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东欧国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产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岌岌可危。
其次，从政治体制上看，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共和国的权力被联盟中央垄断，与联邦制国家结构所要求的分权性质相矛盾，各民族地区的特殊利益常常被忽视，潜在促成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也容易产生专制主义，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法律遭到践踏，社会民主受到压制，无法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人们的主动性受到限制，而且权利的过分集中在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缺乏有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孳生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盛行。再者，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大量事物集中于中央机关，管理机关之间职能重叠，机构臃肿，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下。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端，努力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恢复民主和法制，但他只是解决了所浮现出来的表面问题，没有从根本上釜底抽薪。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强，个人崇拜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又得到恢复，如此僵化的思想使社会陷入深重危机。东欧国家基本上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遇挫后将目标转向政治领域，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操作上的盲目性，其公开性、民主化口号及外交“新思维”导致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危机。

最后，从执政党自身来看，其素质和作风问题也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因素。作为执政党能否团结大多数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执政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苏东国家共产党不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不注重对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缺乏抵御能力。其次，领导人对社会形势缺乏全面认识，改革目标不明确，政策不稳定，在关键时刻不能果断采取行动，缺少毅力和决心。再次，苏东国家的执政党组织涣散，思想混乱，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只关心个人利益得失，在困难面前轻易发生蜕变和分裂。这样的执政党只会脱离人民群众，丧失战斗力和凝聚力，所以，其最终瓦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3）从外在原因来看，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催化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推进意识形态渗透，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并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困境和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胁迫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人权”干涉东欧国家内政，扶植各种反动势力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政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渗透无疑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如果没有苏东国家本身的社会危机，敌人的和平演变策略是无法得逞的。自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就以各种方式出现，和平演变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苏东国家一方面经济实力增强，另一方面领导人始终保持着警惕，进行揭露和抵制，所以和平演变图谋没有得逞。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后，苏东国家陷入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无法自拔，加上“新思维”的影响，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使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而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所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加速作用。

（4）从历史因素来看，苏联国家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大党大国主义对苏东改革失败发生巨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列宁曾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到斯大林及其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未对此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不断表现出大俄罗斯中心主义，加深了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戈尔巴乔夫低估了这种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企图通过民主化来简单处理，结果刺激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引发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瓦解。苏联长期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严重影响了东欧国家人民对苏联的民族感情，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在东欧国家人民中间日益高涨，最终在苏联“不干预”的情况下释放出来。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苏东国家的教条主义，苏联推行的霸权主义等也对苏东发生剧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既有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国际渗透演变因素，也有历史因素，甚至还有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性格因素等，各种因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是诸多因素组成的“合力”导致了事件的发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束了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虽然如今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可它带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尤其对于目前中国、越南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趋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如何执政，如何带领各自国家走上繁荣富裕道路来说有重大借鉴意义，人们应该从中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具体来说，苏东剧变带给人们的启示如下：

（1）社会主义国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苏东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进入8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后期开始产生经济危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所下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必然会发生动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紧紧抓住经济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经济才能获得持久动力而不断提高，为人们提供更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2）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同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逐渐变得不适应，继而引起经济基础与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所以需要对上层建筑及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由适应到不适应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也受此规律支配。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制度中也会出现不适应的方面，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调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③]所以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不是表面上的修修补补。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苏东国家未能摆脱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使生产关系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矛盾愈积愈深。虽然后来进行了改革尝试，但都只是在表面上修修补补，未触及到根本体制或者没有得到坚持，改革没有取得应有成效。因此，社会主义改革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决心，并且不怕困难和阻挠，坚持到底。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因而改革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才能使社会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改革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必然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社会出现动荡，所以社会主义改革不是要改变基本经济制度性质，而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苏东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特权制度，个人独断专行，官僚主义盛行，各种管理机构重叠，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严重，这些都使党的形象遭到破坏，使人们产生强烈不满。在领导国家改革和建设中有的领导人思想僵化、固步自封，不能根据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制定正确的政策纲领，或者在敌对势力的渗透之下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屈服于困难和压力，最终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因此，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必须要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反对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对党的群众监督，打击贪污腐败，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时刻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着想，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总之，执政党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真正领导一个国家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执政地位。

（4）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苏东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时把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和国际化，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斯大林模式在不同国家套用并不能产生同样效果，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模式弊端开始显现，尽管各国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广大东欧国家一直未能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苏东国家又提出超越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使社会发展严重受挫。其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实际，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僵化的教条，要么不顾时代变化和现实条件照搬套用，从而使社会弊病积重难返。可见，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着的、充满生命力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5）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警惕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虽然西方国家的渗透活动是苏东剧变的外因，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二战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客观事实，针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和平演变”图谋，想尽办法从思想上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在苏东国家内部扶持反动势力，例如，西方国家资助波兰团结工会，支持他从统一工人党手中夺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哈韦尔的反共活动等等，而苏联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则恰好迎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苏联国内立刻掀起了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观念的浪潮，资本主义民主原则和自由化思潮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各种反社会主义活动开了绿灯。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东西，同时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防止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丧失社会主义阵地。

（6）必须坚持平等原则，正确处理民族之间关系，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苏联由来已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损害了其他民族的利益，使得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化，各加盟国产生离心倾向，危害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国内的民族问题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我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坚持民族平等、共同繁荣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都能自由发展，人民能够享受同等的权利，除此，还给予少数民族支持和某些优待，以帮助其经济发展。总之，民族问题是大多数国家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化处理，而应该充分认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遵循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决策，运用民主、法律等手段，正确引导和妥善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7）在制定对外政策上要坚持和平外交方针，既要维护自己正当利益，又要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不称霸。苏联国家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利用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极不正常，也严重制约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此外，苏联的霸权政策还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衡，拖垮了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吸取教训，尤其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要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制定外交政策，不谋求霸权，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只有实力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给人们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社会主义国家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正是为了减少曲折，让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剧变可以说是从反面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

社会主义发展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这是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曲折性是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甚至是暂时的、局部的倒退；前进性是指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

1、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社会发展同样如此

综观人类历史，又有哪一次社会制度更替没有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由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期间充满了镇压与反镇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尤其是在社会形态变革，制度更替的转折时期，旧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仍做困兽之斗，有的时候还暂时得逞，如中国清朝结束后的张勋复辟，但最终还是无法挡住历史的脚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充满曲折，那么作为社会主义要取代私有制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共同富裕，会遇到更加强烈的抵抗，其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性无可避免。

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当中也能看到其跌宕起伏的发展进程：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开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兴起。但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电力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和第二国际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危机。然而，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突破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真正由理论走向实践，再次掀起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但不久，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资本主义再次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又走向低潮。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立即又随反法西斯斗争而走向高潮，欧亚大陆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发展到多国。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陷入低潮，然而，社会主义火花并没有熄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吸取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仍然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世界有目共睹，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为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

可见，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跌宕起伏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反复性。但每一次掀起的浪潮都比前一次涉及的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每一次浪潮之后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新生事物一开始总是弱小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到今天才80多年，而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经走过三四百年历史了，无论从力量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无法同资本主义同日而语。20世纪，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以中国为例，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大多数国民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封建社会时代，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还要在思想、政治制度等方面使人们摆脱已固守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观念，树立起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本身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再加上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稍有不慎就容易功亏一篑。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人们的认识都还远远不足，所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决策中就会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社会主义发展出现曲折也在所难免。

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资本主义不是轻易就能打败的。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其私有制范围内对经济政治体制不断进行调整，以缓和劳资矛盾，加上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方式的改变，使资本主义还能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说明其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马克思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④]因此，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和发展着，并与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不断抗争之中。资产阶级恐惧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扩展，不断地制造世界舆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利用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或制裁，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时还以“人权”、“民主”、“自由”等为借口对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资本主义的这手段在苏东巨变中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社会主义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的生命力和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无疑是加剧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困难和挫折。

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它改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地位。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社会制度的根本之处在于其生产资料归广大劳动人民所有，而不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人们能够享有真正的平等和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目标，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让人们充分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度的政治文明，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被单纯地视作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尽管资本主义也调整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给予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让人们成为法律范围内平等的人，但并未改变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和受剥削的地位，也不可能真正获得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力；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生产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只能片面发展。社会主义无论在制度上、效率上，还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发展潜力上都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意识的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也会使资本主义日趋衰落，直至灭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的矛盾。随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生产日趋于社会化，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大大降低了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就是不平等，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都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在财富分配上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经济上两极分化导致政治上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解决。目前出现的贫富差距是由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财富不够丰富造成的，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因此，社会主义能够为人与人之间实现真正平等、提高社会效率提供基本条件，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不断崛起发展中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却是走向衰落制度，必然灭亡。

实际上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开始迎来新局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苏东剧变的冲击后，通过大胆探索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使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南、老挝国家也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经济政治体制，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开始逐渐摆脱困难局面。进入新世纪，在全球经济不太景气的时期，越南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在6%－7%左右，老挝的经济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国内政局稳定。朝鲜和古巴国家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困难和国际压力，但两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内部团结和稳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许多共产党人也在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进行不懈探索。从长远角度看，社会主义必将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在向前发展的路上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而出现反复，但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因此，人们必须要对社会主义道路有正确的认识，既要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又要做好进行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积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苏东剧变宣告了斯大林模式的破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僵化的教条。时代在改变,社会主义实践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深入发展,理论也应随着实践而不断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⑤]

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正确认识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各国的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等有很大差异，盲目照搬某一种模式，削足适履，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惨败。当初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国家被强制推行的时候，就因为忽视了各国具体状况，不顾它们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和历史背景的差别，造成各国发展所取的效果也不相同，并且使各种社会矛盾潜伏下来。当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时，矛盾立即被激化，迅速席卷东欧各国，之后纷纷发生剧变。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发展要从本国现状和特点出发，清楚地知道本国适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最有效。同样，在吸收、借鉴他国经验时，也要考虑本国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本土化。例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政策；在香港、澳门问题上，鉴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状态，我国开创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总之，一个国家只有从自己国情出发，找到正确的道路，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

此外，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应该把握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如今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给各社会主义国家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它开拓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有利于促进本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制度会受到威胁，本土文化也容易遭受冲击。面对新这一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能逃避，只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引进外国资金，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如果因害怕而拒绝新事物，不向他人学习，那么自己就得不到足够提高，最后在国际上就将沦于落后状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就无从谈起。在实行对外开放时，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注意立足本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把握时代现有特征，而且还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和趋势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过去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政策在如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肯定行不通的，过去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政策，如今也是行不通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世界资源日趋匮乏，各国发展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应当走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而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道路会拖垮现代经济发展的。所以说，各国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从时代要求出发，才能站在制高点上，使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持续推进。

目前，各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应该具有民族性，纷纷开始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刚起步，有的已经开始取得成效了，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最具有典型性。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总结，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此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第一次较系统的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从这一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还突破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民族政策、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理论都有独到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与时代特征结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新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入分析现阶段中国发展的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及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古巴、老挝等也在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1986年12月越共召开六大时就提出要 “建立符合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体制”， 1991年召开七大时又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越南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发展“由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1995年底访华时也提到实行稳步改革开放，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古巴一方面誓死捍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深化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再照搬别国经验和做法。老挝党通过重新认识社会经济现状，对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做出新结论，指出老挝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制度阶段，并据此一改过去急躁做法，制定新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些国家因为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都已取得较大发展，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必须要勇于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①] 金重远主编：《20世纪的世界》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83 页。

[⑤]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