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独联体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和独联体的一体化发展情况，理解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重点难点】

俄罗斯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影响。

第一节   独联体成员国概况及独联体一体化的发展

一、         独联体成员国经济、政治的转型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国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又称《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利亚、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1国发表《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诞生。1994年3月1日，格鲁吉亚正式加入独联体。至此，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爱沙利亚和拉脱维亚3国之外，其他12个国家都成为独联体的成员国。

独联体12国总面积为2232.8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8亿。独联体12国，总体来说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新的特殊部分，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中的“灰色地区”。[①]

苏联解体之后，独联体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痛苦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阶段。

（一）独联体国家经济的转型

独联体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等国家采取激进的方式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而乌克兰等国采用“渐进”的方式。不论采取“休克疗法”还是采取渐进方式的国家，就其经济转轨的内容来说基本相同，都体现在改造所有制、建立市场机制、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本质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独联体国家的私有化

独联体成员国都进行了私有化。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5国（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私有化在1992年前后就已开始，外高加索地区的3国（即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利亚）虽受战乱的影响，但也从1994年陆续开始推行私有化。所谓私有化，就是使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营化，其目的是使企业独立经营，面向市场竞争，为建立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和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外，其他部门一律实行私有。独联体国家的私有化都有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之分。“小私有化”是指对小型国有企业进行出售或拍卖；“大私有化”是指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或集团，变更其所有权。独联体国家的私有化在主要方面是相同的。在方式方法上均采取有偿出售和无偿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在私有化的进程上都先立法后实施，先从小私有化做起，再进行大私有化，分阶段地推进。在私有化的过程中都把吸引外资与私有化结合起来，即允许并鼓励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的私有化进程。在中亚国家中，农业领域的私有化一般早于大工业的私有化。这些国家的小私有化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5国的小私有化在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利亚的小私有化在90年代亦已基本结束。但这些国家的大私有化进展并不顺利，在90年代末各国仍参差不齐，有的国家在本世纪初尚在艰难进行之中。

2、独联体国家的价格体制转轨

独联体国家都进行了价格体制的转轨，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苏联时期就对价格体制进行过改革，但基本局限在调价提价的范围内，并没有真正形成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自由波动的价格体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个很要的问题就是突破原有的价格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联系，独联体其他国家价格体制的转轨，都受到俄罗斯的很大影响，采取了大幅度放开价格的措施。俄罗斯在1992年1月和3月两次大幅度地放开价格，1993年底基本完成了价格体制的转轨。在俄罗斯急速放开价格的影响下，独联体其他国家也纷纷仓促地放开了商品价格。由于独联体国家都是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放开价格的，因此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阵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乌克兰在1993年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260%，在整个90年代陷入持久的经济危机状态。白俄罗斯在独立后的5年内经济连年下降，1992-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9.8%、9.5%、13.6%和10%。[②]1992-1995年间，中亚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除采取“渐进”改革的土库曼斯坦外）均大幅度下降。1995年与1990年相比，塔吉克斯坦下降60%，哈萨克斯坦下降50.2%，吉尔吉斯斯坦下降49.2%，乌兹别克斯坦下降18.9%[③]外高加索的亚美利亚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陷入危机状态，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1200%，1993年则上升到10000%，人民生活处于半饥饿状态。阿塞拜疆1992-1995年经济持续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28.2%、23.1%、21.9%和12%，通货膨胀率最高时达1700%，与此同时，居民实际收入直线下降，到1994年6月，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0.82美元。格鲁吉亚在1988就开始出现经济衰退，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11.8%。经过剧烈的阵痛之后，这些国家基本建立起自由价格机制，价格关系已基本理顺，市场竞争也基本形成

伴随着私有化和价格体制的转轨，独联体国家也进行了金融、财税、外贸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3、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

随着转轨任务的基本完成和改革的深化，独联体多数国家的经济在90年代后期步入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之后，独联体各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大多数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经济在1998年止跌回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8.3%、10%、5.3%、2.1%、7%、4.3%。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分别在1999年和2000年实现了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独联体多数国家得到发展，有的国家依靠能源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200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2%、20.7%、6.7%。但它们的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特出。

（二）独联体国家政治的转型

独联体国家长期受苏联的统治，苏联时期的政治对独立之初的独联体国家的影响极其深重。苏联留给独联体国家的政治“遗产”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内政方面影响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高度集权的统治所累积的各种矛盾进一步释放出来；二是在苏联转向的过程中，从西方搬来的总统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等原则已扎下根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独联体多数国家是在政局动荡的过程中进行了政治转型。

1、独立之处的政局动荡

由于民族、宗教等矛盾的激化和经济普遍困难、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摩擦和冲撞，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在独立之初政局动荡。许多国家多次更迭政府，政局一直不稳。如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政策分歧和矛盾斗争，导致总理频繁更换，政府不稳。一些国家因各种矛盾的激化，一度爆发内战，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和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都是如此。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前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主的反对派反对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政权，双方发生了多次重大的政治较量和冲突事件。从1992年3月开始，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的两派从对抗发展到武装冲突，塔吉克斯坦陷入内战泥潭。拉赫莫诺夫上台后，采取强硬政策，使国内政局在1994基本得到控制。后在联合国与俄罗斯等国际力量的调停下，冲突双方于1997年6月在莫斯科签署了《建立和平和民族和睦总协定》，塔吉克斯坦的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在1991年4月就宣布独立并实现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在此过程中，以加姆萨胡尔季阿为首的激进派掌权后很快就发生分裂并发展为武装冲突；与此同时，民族矛盾爆发，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地均发生武装冲突，格鲁吉亚政局一片混乱。1992年底谢瓦尔德纳泽上台后采取了各种措施稳定政局，1993年后趋向缓和。阿塞拜疆在独立后，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政局也极为动荡，致使两位任职短暂的总统相继下台。1993年6月第三任总统阿利耶夫上台后，采取谈判解决“纳——卡”冲突、改善同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关系等措施，才使阿塞拜疆的局势在1995年后稳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政局虽然缓和下来，但既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旦出现重大的纷争，矛盾又会激化。2004年、2005年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就是重要体现。

2、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建立

独联体国家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

（1）制定新宪法，贯彻主权在民的原则。独联体国家独立后纷纷制定新宪法，许多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社会和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要提交全民讨论，实行全民公决；总统、议员或人民代表均由本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独联体国家独立以来都已进行了多次的总统和议会的直接选举，许多国家还进行过全民公决，公民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物管理的权力明显增加。

（2）多党政治初步形成。例如，哈萨克斯坦有上百个政党和组织，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中有13个不同派别的政党和组织。

（3）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得到确立并正常运转。独联体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政体实行三权分立，由议会、总统、法院系统分别履行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此外，独联体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健全，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斗争也纳入法制化轨道，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力度增强。

当然，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各有不同的特点。如中亚国家的总统制就有如下特点：（1）总统过于集权。中亚国家总统的权力既高于过去党的第一书记，也高于一般西方国家的总统。按照中亚各国的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领导政府工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议会却很难弹劾总统。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几乎掌握全权，以致出现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倾向。相比之下，议会的权力十分有限。（2）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有限，多党制成了民主生活的点缀。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议会中，政党几乎都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在第一届议会中的3个政党是如此，在1999年12月选举中进入议会的5个政党也是如此，实际上不存在反对派。即便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中存在反对党，但反对党占有的议席很少，影响很小。（3）国家权力主体民族化倾向严重。中亚各国政权机关的重要岗位都由主体民族占据。议会为主体民族所主导，即使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样非主体民族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也不例外。如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中，吉尔吉斯人拥有80%左右的席位。在行政部门中，各国的外交、财政等部门基本为主体民族的干部所占据，非主体民族的干部则主要集中在工农业及相关的生产部门。中亚国家这种总统集权制的形成是由其国情决定的，这也说明了其政治体制的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④]就许多独联体国家而言，其政治转型也都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

（一）独联体的性质

独联体是“独立国家”与“联合体”的对立统一。《阿拉木图宣言》规定，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实体，而是一种松散的国家间联合的形式。独联体没有中央政权机构，只有协调机制，各国都是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独联体没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只是在尊重参加国主权的前提下，在某些领域进行政策协调。独联体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只“保留和支持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独联体这种松散的国家间组织形式，是各成员国在内外因素的驱使下，经过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二）独联体一体化的发展

独联体成立之初，各成员国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立和瓜分苏联遗产，在财产分配、外债分摊、领土划分和军队分割等一系列问题一直争吵不休。特别是最大的两个成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围绕着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的归属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以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等国战乱不断，极大地影响了独联体的联合。再加之独联体各国都被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所困扰，无力考虑开展彼此间的合作。不过，这一时期独联体还是发挥了它的作用，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苏联解体后的“分家”问题，避免了原苏联地区的“南斯拉夫化”。

经过独联体成立之初的纷扰和独联体成员国问题的暴露，使各国逐渐认识到只有重新携起手来，开展合作，才能克服共同面临的困难，独联体开始迈出一体化的步伐。独联体的一体化既包括经济一体化，也包含军事和政治的一体化。

1、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1993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3次独联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上，各国首脑草签了《经济联盟条约》，独联体向一体化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同年12月24日，在第14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通过的《阿什哈巴德宣言》将一体化政策以联合宣言的形式固定下来。1994年4月15日，在独联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上，各国首脑签署了《独联体自由贸易协定》，拟通过取消关税逐步向关税同盟过渡。同年10月21日独联体元首理事会签署了建立独联体经济联盟跨国经济委员会和建立支付联盟的协定。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独联体各国经济机构的工作，促进企业跨国多边合作，以此推动建立商品、劳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通的统一的大市场。1996年4月通过了《1996-1997年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远景计划》1997年3月的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构想》、《1997年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措施》等文件。这些表明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加强了合作意向，但许多是停留在纸上，有效的协调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由于独联体矛盾重重，需多实少，独联体内的“次地区合作”受到重视。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合作引人瞩目。1995年1月，俄、白、哈、吉4国建立关税同盟，实行统一关税。1996年3月，4国总统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以及《海关同盟条约》，决定加深4国在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体化。1998年4月吸收塔吉克斯坦参加，扩大了合作的范围。2000年10月，俄、白、哈、吉、塔5国签署条约，决定将关税联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5月31日，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一体化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一体化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分配表决权（俄、白、哈、吉、塔的表决权比例为4：2：2：1：1），对重大问题采取2/3多数原则。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5国的一体化进入了更高的水平。

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1996年4月2日，两国签署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体条约》，规定未来的联盟将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共同的预算和统一的货币，并将共同保卫边界。1997年4月2日，两国又签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条约》，决定在保持各自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成立最高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3个联合机构。1999年12月8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式缔结了《俄白建立联盟国家条约》，意味着“两国在统一的民主法制国家进程中进入新的阶段”。条约规定双方在保留各自国家主权的同时建立邦联国家，实行经济一体化。2000年，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将俄罗斯卢布作为联盟国家统一货币，经过3年过渡期后，俄白联盟国家从2008年起将使用新的统一货币。

2、独联体的军事合作与军事一体化

在1992年5月的塔什干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提出了以集体安全条约作为保持各国军事合作纽带的设想，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响应。5月15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利亚和俄罗斯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威胁，其他缔约国当立即协调立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行使集体防御的权利，向受侵略国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援助，并用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各种手段援助受难国。1993年集体安全条约进展较大。一方面，8月独联体国防部长理事会决定，建立独联体军事合作协调参谋部，作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的常设机构。另一方面，阿塞拜疆（9月24日）、格鲁吉亚（12月9日）和白俄罗斯（12月31日）3国加入了集体安全条约，使成员国增加到9个。1994年4月20日集体安全条约生效。同年7月，成立了集体安全理事会。1995年2月10日，成员国签署了《集体安全宣言》《集体安全构想》和《集体安全构想实施计划》。根据这些文件，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可以部署在其他成员国境内，俄罗斯在保卫成员国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然而，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的进程并不一帆风顺，1999年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3国在集体安全条约5年有效期到期的情况下，退出该条约，使独联体军事合作面临着严重的挫折。

普京上台后全面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合作。2000年5月24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成员国元首会议通过了成员国国防部长理事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并决定建立新的磋商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理事会。6月21日，独联体反恐怖主义中心成立。10月6国领导人还决定组建联合快速部署力量，签署了《关于集体安全体系兵力兵器编成单位的地位协定》。在这种形势下，乌兹别克斯坦也恢复了与条约成员国的合作。2001年5月15日，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的6国一致决定成立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保障独联体南部边界的稳定与安全。 8月，共约3万人的中亚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正式组成。“9.11”事件后，独联体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2002年5月14日，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签署10周年之际，成员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会议并通过决议，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改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0月7日，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举行的独联体峰会上，俄、摩、白、哈、吉、塔6国总统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宪章》以及该组织法律地位的协议，标志着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式建立。2003年，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司令部和快速反应部队。此后，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多次举行军事演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实际功能得到强化。尤其是根据近年来美国推动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的形势，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2005年10月，该组织秘书长宣布，将成立由俄、哈、吉、塔组成的“中亚军事集群”，以加强中亚地区的军事力量。2006 年，乌兹别克斯坦恢复了其在该组织的成员国地位。

3、独联体的政治一体化问题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的定期举行；跨国经济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的建立；独联体的代表参加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最高级会议，还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独联体跨国议会大会讨论包括独联体成员国建立统一经济区法律在内的广泛问题等，都体现了独联体政治一体化已经起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白哈吉塔签署一体化条约、俄白“主权共和国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和俄白联盟的建立，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立等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一体化。但是，独联体的政治一体化也仅仅是处于起步阶段，它将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既取决于俄罗斯，也取决于独联体其他国家，还将受到独联体以外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独联体的政治一体化道路将是曲折艰难的。

独联体的一体化之所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独联体各国在苏联解体以前长期在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中生活，无论是就历史渊源、地理条件、政治文化、民族分布来说，还是就产业结构、资源分布、经济往来来说，都十分复杂微妙，形成了极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奠定了独联体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并将对独联体的长远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独联体面临的严峻问题

独联体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十分复杂，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东正教影响为主的东斯拉夫民族聚居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类是以伊斯兰教与突厥文化影响为主的中亚地区；一类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混合产生影响的外高加索、摩尔多瓦地区。独联体国家中，不仅这三类宗教文化矛盾久远，而且在同一类宗教文化中往往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就是如此。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矛盾，对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阻力，也为外部势力介入其中进行分化提供了机会。正因为如此，独联体的经济、军事、政治一体化虽得到发展，但进程曲折，而且就各成员国来说是很不平衡的，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不仅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在欧亚共同体宣布正式成立的同时，独联体内另一个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古阿姆”也宣布正式成立。“古阿姆”集团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共同建设一条向欧洲输送里海石油的运输走廊，以此加强成员国间及“古阿姆”与欧洲的经济联系。但后来它的目标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7月20日，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4国总统在雅尔塔举行“古阿姆”组织首次峰会，签署了9项文件，其中《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率先在独联体国家中启动自由贸易区。虽不能说“古阿姆”集团是对抗欧亚共同体的，但是它的成立和发展，不能不说是使独联体面临着分散聚合的考验。近年来在“古阿姆”集团在进行“颜色革命”后，奉行“亲美远俄”和加入北约政策，同俄罗斯的矛盾更为突出，这更是对独联体的严重挑战。

三、         独联体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独联体的发展前景如何，取决于独联体各国对独联体的政策。

（一）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1、叶利钦时期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

俄罗斯是独联体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对独联体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直接关系到独联体的命运。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随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独联体建立之初，当时俄罗斯的精英们并没有认识到独联体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重要性，反而认为苏联原加盟共和国“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文化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⑤]独联体的其他成员国则忙于同俄罗斯“分家”，也影响到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态度。许多俄罗斯人认为“独联体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人认为“必须取消俄罗斯在独联体中的成员资格”[⑥]。基于这样的认识，俄罗斯初期对独联体的政策基本上是“甩包袱”。1992年8月6日，代总理盖达尔主持关于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贸易关系问题的政府工作会议中，部长们一致建议：“同独联体国家完全转向按最大限度地接近世界价格，以自由合同价格开展贸易”[⑦]就反映了俄罗斯甩包袱的政策倾向。同年11月，俄罗斯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签署命令，从1992年11月15日起，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进出口商品必须办理海关手续，则是比较典型的甩包袱行动。

然而，1992年发生在独联体国家的一系列民族冲突和地区动乱，不仅直接损害了当地的俄罗斯人的利益，而且严重恶化了有关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使俄罗斯认识到独联体是俄罗斯所不能忽视的。与独联体相邻的南部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和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国家的渗透，也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加紧了俄对独联体政策的调整。1993年4月30日，叶利钦批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将关于独联体问题的阐述放在内容的首要位置，认为“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关系到保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正常生存。”决定在8个领域发展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合作。在俄罗斯的推动下，1993年5月，独联体9个成员国签署了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宣言，强调加强在关税、货币政策、立法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促进资金、商品、劳务在独联体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争取建立类似欧洲联盟的经济合作机制。同年9月，独联体9国签署了《独联体经济联盟条约》，规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同时，俄罗斯还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利亚签署了《关于建立新型卢布区实际措施的协定》，规定将卢布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协调各国的预算，制定统一的信贷、利率和关税政策等。1994年4月，独联体国家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994年10月独联体各国决定建立跨国经济委员会。1995年5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批准了《集体安全构想实施计划》、《集体安全成员国宣言》和《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今后军事合作的发展方向》3个文件。俄罗斯推动独联体经济、军事一体化的政策已清楚地显现出来。

1995年9月《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的出台，标志叶利钦政府对独联体的战略构想最终确定。《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在经济、国防、安全和保护俄罗斯人的权利方面的主要的切身利益都集中在独联体境内”。“同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合作时，必须使对方意识到这一地区首先是俄罗斯利益的所在地。”强调“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主导作用”，“应使独联体国家履行不参加针对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联盟和集团的义务。”明确提出了“鼓励集体安全条约参加国以共同的利益和军事政治目标为基础联合成防御联盟”。在经济领域，《战略方针》提出以扩大关税联盟为推进一体化的突破方向：“从组织上加强独联体的重要途径是逐渐扩大关税联盟，这一联盟包括同俄罗斯经济密切一体化的国家和政治战略伙伴国。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渐把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吸收进关税联盟。”在政治一体化领域，《战略方针》提出要“同伙伴国一起制定出完善独联体国家跨议会大会框架内的统一模式的文件。”[⑧]此后，俄罗斯积极推进事实上以其为主导的多种形式的一体化，对乌克兰做出了重大让步，与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利亚等国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

2、普京时期对独联体的政策

普京执政后，认为只有将独联体国家团结的俄罗斯的周围，才能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因此，把对独联体的外交作为重中之重。在继承叶利钦时期的对独联体战略的同时，在策略上作了一些调整。针对1999年以来在独联体国家中出现明显的离心倾向的情况，普京政府在2000年7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修订版中，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与独联体所有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方针。”普京执政期间，频频出访独联体国家，始终贯彻这一方针。2004年10月，普京再次强调“独联体仍是俄罗斯目前外交的重中之重”。普京一方面，特别强调独联体已经签署的决议和协议的落实；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合作和在独联体框架下各成员国间的双边磋商和合作来增强独联体的凝聚力和实际功能，努力克服独联体的空转现象，大力扭转独联体日益严重的分裂倾向。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多次召开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建立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和建立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近年来，随着独联体一些国家在美国的推动下，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俄罗斯更加紧对独联体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工作，提高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水平，与美国抗争，以巩固既有成果。

（二）乌克兰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乌克兰作为独联体的第二大国，其独联体政策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历史上并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存在过的乌克兰，为巩固其独立地位，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奉行东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目标是要回归欧洲社会。然而，乌克兰面临的许多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如能源供应、黑海舰队的分割、克里米亚的归属、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解决其遗留问题等都与独联体国家相关，为此乌克兰把独联体看成是它走向完全独立的一种过渡性步骤，“期待在独联体国家建立起来的多方磋商机制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面临的一系列问题”。[⑨]所以，乌克兰虽是独联体的首创国之一，但它对促进独联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一体化并不热心。它拒绝参加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也不签署独联体经济联盟条约和其他政治协定，乌克兰议会至今还未正式批准独联体1993年1月通过的《独联体宪章》。相反，它在 1997年5月和北约签订了《乌克兰与北约特殊关系宪章》，在1998年6月正式向欧洲联盟提出要建立“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战略”。

不过，乌克兰在不同的时期对独联体的政策也是有所变化的。1991-1994年克拉夫丘克任总统时期，乌克兰奉行以抗衡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政策。早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建议时，克拉夫丘克就多次公开声明乌克兰不加入任何政治联盟，不签署任何有损于乌克兰独立的条约。为显示乌克兰的独立，克拉夫丘克发布命令在乌克兰境内苏联原有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增加乌克兰的武装力量，退出卢布区，发行本国货币等。然而，克拉夫丘克总统的对抗政策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乌克兰在1993年陷入困境，“成了一名经济孤儿”[⑩]这使乌克兰认识到只有恢复传统联系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才可能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于是乌克兰从1993年开始调整对独联体的政策，主张以独立伙伴关系、权利平等、互利为原则发展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经贸和其他关系。1994年库奇马当选乌克兰总统以后，进一步推动了乌克兰对独联体政策的转变，强调“与俄罗斯的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优先地位”。[11]1997年5月28日，乌俄两国总理在基铺签署了解决黑海舰队问题的最后3个协定：《关于划分黑海舰队参数的协议》、《关于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境内驻扎的地位和调解的协议》、《关于分割黑海舰队和俄罗斯黑海舰队驻乌克兰境内的相互支付协议》，为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障碍。1997年5月30-31日，叶利钦总统首次正式访问独立后的乌克兰，与库奇马总统签署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友好、合作和伙伴关系条约》。两国政府还先后签订了《俄罗斯和乌克兰1997-2000年长期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基本方针》，《乌克兰和俄罗斯1998-2007年长期经济合作条约》。乌俄关系发展的同时，乌克兰也加强了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在此基础上，乌克兰在独联体的事务中开始积极利用自身在独联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提出对独联体未来的设想，支持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谋求发挥第二大国的作用。乌克兰的倡议主要有：解决独联体一切问题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独联体应当成为一个积极对话的协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加强紧密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改组并精简独联体机构等。然而，乌克兰在2004年底出现的所谓“橙色革命”之后，倒向西方的倾向明显。

（三）中亚五国对独联体的政策

中亚5国认为，中亚国家与其他独联体国家有着密切的、客观的历史联系，割断现实的联系对各国都不利，希望使这种联系得到积极而有成效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中亚5国成为独联体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参加者。

1、1991年——1993年，是中亚5国对独联体最积极的一段时期

1991年——1993年，是中亚5国对独联体最积极的一段时期，在各种会晤当中表现积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2年5月15日在独联体首脑会议上签署13项文件，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亚美利亚缔结的集体安全条约（土库曼斯坦因后来宣布为“中立国”，不参加集体安全条约）；在1993年5月14日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讨论建立经济联盟的问题时，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都表示赞成并签署了有关文件；1993年7月，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总统还发表致独联体各国首脑的联合声明，要求尽快落实经济联盟的各项具体事宜。

2、1994年——1998年，中亚国家与独联体的关系出现了相对疏远的倾向

这一方面是因为独联体达成的协议很多，但落实的很少，中亚国家没有能够通过独联体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由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使中亚国家对独联体采取了相对疏远的政策。但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一直是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重点。这个时期，中亚国家与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在两个层次上发展的：第一是在多边领域，包括独联体框架内的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合作关系；第二是在双边领域，即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过，在这些合作中，中亚5国的态度已有明显的不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继续追随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则对俄罗斯牵头的政治经济合作表示怀疑。哈萨克斯坦在1994年10月21日签署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支付同盟和关税同盟协定；于1995年5月26日签署保卫独联体外部边境条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1996年3月29日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签署《关于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在1997年6月7日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开放边界达成协议草案，允许其公民不用签证和过海关便可出入4国边境。塔吉克斯坦在1996年1月和5月签署了《关于加强支付联盟和关税联盟的协议》、《关于预防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在独联体境内扩散构想的协议》、《关于建立独联体国家内务部长委员会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此外它还加入了俄、白、哈、吉4国关税同盟和中亚经济共同体。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认为“过分深入的”一体化会使共和国丧失独立。

3、1999年以来，中亚国家再次加强了对独联体的政策

尽管在199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因对俄罗斯对外高加索的政策不满宣布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3月17日土库曼斯坦政府决定退出独联体国家互免签证协议。然而，1999年2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生的系列爆炸和8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大规模行动，导致中亚各国不得不重视独联体内部的安全合作。1999年以来，中亚国家对独联体的政策更加务实，其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重视军事安全合作，希望独联体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多数中亚国家成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 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等。

（四）外高加索三国对独联体的政策

从加入独联体到1999年初，外高加索3国总体上对独联体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外高加索3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包括阿塞拜疆和亚美利亚之间的武装对峙，并没有影响它们参加独联体的活动。它们对独联体共同点是：都支持独联体的存在和发展，赞成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都希望独联体在解决本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发挥作用；同时也都认为独联体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应该进行改革；坚持参加独联体不妨碍与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的合作等。

但是，外高加索3国对独联体政策的差别很大。亚美利亚由于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对俄罗斯有很高的依赖性，对独联体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独联体“是今天能够保障亚美利亚安全及其经济发展的唯一体系”[12]，是决定亚美利亚政治稳定的唯一因素。所以，亚美利亚注重与俄罗斯的全面合作，是独联体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亚美利亚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独联体首脑会晤，明确赞成和积极参与独联体广泛的一体化进程，希望保留统一的卢布区。

 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独联体的政策则非常复杂。这两个国家是在内忧外患当中加入独联体的，希望在独联体框架内平息国内的民族冲突和政治矛盾。但是，它们反对独联体变成带有超国家色彩的组织和机构，认为独联体应该只是一个协商机构，经常批评独联体的运作特别是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对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比较冷淡。由于独联体没有帮助两国消除民族分裂状态，特别是俄罗斯虽然帮助实现了停火，但在实现民族和解，完成国家统一方面无所作为，使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组成非正式联合体“古阿姆”，力图推进与欧洲的一体化，疏远俄罗斯，同西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由于俄罗斯在打击车臣恐怖分子活动问题上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产生矛盾，1999年，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先后决定不再续签到期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2000年普京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之后，俄阿关系开始逐步恢复和改善。阿塞拜疆由于在能源开发和出口方面需要俄罗斯的谅解，在解决纳——卡问题上也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因此对俄罗斯的“加强关系”的表示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希望扩大独联体范围内的互利合作。格鲁吉亚则由于对俄罗斯在解决阿布哈兹问题上失去耐心，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难以顺利发展。在2003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外高加索国家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自认为属于传统上的欧洲国家，都希望加入欧盟，也都加强与北约、欧安组织的合作，甚至有的国家提出加入北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3国对独联体一体化的态度。

第二节   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外交

独立之后的俄罗斯面积1707.54万平方公里（占原苏联领土面积的76%），人口1.4亿（截至2003年4月），具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在独联体内位居老大，而且仍然是个世界大国。

一、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历程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其转型的核心是私有化。

1、“休克疗法”及其后果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一开始是采取“一揽子过渡”的办法，被称之为“休克疗法”。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1991年12月29日颁布总统令，决定将50%的建材工业、批发商业和公共饮食业，60%的食品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运输业实行私有化。同时颁布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法令，1991年12月13日发布了放开价格的297号总统令，从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境内所有企业和其他法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精神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和工程价格与收费标准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放开。1992年，盖达尔政府着手实施“休克疗法”。1992年3月以后又进一步放开重要消费品价格，放开能源和能源产品价格，1993年底基本完成了价格体制的改革。在1992年10月向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意在使公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票，参与私有化进程。“私有化证券”，可以用来购买国有资产，也可以转让、出售。俄罗斯政府在进行私有化和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外汇自由化，并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制度，各企业均可自由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急速推进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盖达尔政府为稳定宏观经济，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压缩基本建设和集中投资，减少国家对价格和亏损企业的补贴，削减政府开支；抽紧银根，严格货币发行和信贷投资，将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由2%提高到9%。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经济的剧烈波动。

“休克疗法”在打破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是十分迅速的。1993年底，俄罗斯就基本形成市场价格体系，小私有化也基本完成。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改造，4000万人成了股东，100多万人成了小企业主。但是，“休克疗法”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1）经济进一步滑坡，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下降。1992年，俄国民生产水平下降了20%。1993年和199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16.2%，农业总产值下降4%，国民总产值下降17%，国民收入下降13%。（2）通货膨胀失控，财政赤字更加严重。1992年底与1991年底相比，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31倍，零售商品价格则提高了15倍，而食品价格竟然比1989年增加了80-130倍。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875%，财政赤字达9500亿卢布。1993年通货膨胀率则高达900%。（3）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养肥了一批新贵。而每个俄罗斯公民得到的价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不过相当于32美元，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毫无意义。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1993年，人均每月最低消费约需1.6万卢布，全俄约有1/3的居民在此水平线之下，甚至有9%的人无力购买必需的食品。失业人口70余万，其中的32%的人得不到任何补助。（4）进出口额大幅下降，外汇储备趋于枯竭。1992年，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为比1991年下降了23%，1993年又继续下降了12%，造成外汇严重短缺和沉重的债务负担。1993年底，俄罗斯宣布放弃“休克疗法”。

2、经济政策的调整

1994年1月，切尔诺梅尔金受命重组政府后，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对经济政策作了调整。

（1）证券私有化转变为现金私有化，并放慢私有化进程。鉴于证券私有化出现许多问题，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规定原有私有化证券的有效期到1994年6月30日终止。1994年7月1日俄罗斯启动现金私有化，即按照一定的价格进行产权的交易、重组，也就是从无偿转让为主过渡到以一定价格出售，目的是注重经济效益和刺激生产投资。1996年明显放慢私有化进程，从1997年起停止大规模的私有化，转为有选择地、个别地进行私有化，并按照新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市政资产私有化基本法》进行。现金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原国有资产以极低廉的成本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2）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一方面，调整信贷税收政策。1994年以后采取适度放松银根的政策，逐步调整税种和税率，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投资。另一方面，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如加强对物价、税收、外汇以及战略原料和能源出口的监督，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定一系列经济法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

（3）加强居民的社会保障。政府着手解决居民存款贬值和拖欠工资的问题，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社会保障拨款，提高退休金和工资，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保障农民的利益等，防止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滑。

（4）积极调整外经贸政策。一方面，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与全方位外交政策相适应，积极拓展对外经济联系。如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开拓与独联体的经济合作空间等等。

随着上述政策的实施，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1997年经济终于摆脱多年的负增长开始走出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2%，零售贸易额增长3.9%，通胀率为11%，居民收入增长2.5%。

（二）普京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2000年3月，普京当选总统后，以“强国富民”为口号，提出了把经济增长作为各项经济工作的核心的战略思想。2000年6月28日，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俄罗斯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明确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提出今后1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5%，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经济转轨前的水平。2001年春通过了2002-2004年的行动纲要，提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促使经济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2004年3月，普京连任后，又提出在今后10多年内必须保持经济每年6%-7%的增长，要在2015年实现经济翻一番的目标。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普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

1、  坚持与俄罗斯实际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普京上任伊始，针对国内种种改革主张和俄罗斯的经济现实，既不主张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主张延续以前照搬西方经济模式的做法，而是力主将市场经济与于俄罗斯的现实相结合，提出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反对重新国有化，打击寡头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控制，完善已经形成的私有化的经济基础，通过进行企业重组和强化公司治理来提高各类企业的经济效益。

2、  深化改革，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为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普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主要包括：

（1）大力整顿经济秩序。普京政府在保持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控制和管理的同时，加强对经济秩序的整顿。一方面，整顿法律秩序，拆除部门、地区间的种种壁垒，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另一方面，扭转经济交易实物化倾向，扩大市场的现金交易，采取各种措施返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对违法乱纪的寡头宣战，力争形成较好的经济环境，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2）进行税制改革。通过了《税法典》，简化税种、降低税率。税种从几百种减少到50种，利润税从35%降至30%；增值税从20%降至15%。将个人所得税由累计税率（12%、20%和30%）改为13%的统一所得税率。并加强税收征管，严格财政纪律。

（3）完善金融体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完善两级银行体制。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推进其转变职能。改革商业银行体制，推进商业银行重组并建立新的银行体系，即建立一个以国家控股银行为核心，以财务状况基本稳定的银行为基础，以在各地区组建的地方“支柱银行”为分支的银行体系。发展各种证券市场，完善融资渠道。与此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卢布汇率稳定，降低通货膨胀率。

此外，还通过修改有关吸收外国投资的法规，制定《俄罗斯联邦自由经济区法》、《俄罗斯联邦自由贸易区法》等，改善投资环境。

3、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普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的复兴。针对农业部门亏损，而各地土地立法混乱的局面，普京提出实行把国家扶持、国家调控和农村及土地所有制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在普京的推动下， 2001年10月25日颁布了统一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为土地制度的变革和土地市场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为改变俄罗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局面，普京在第二任期强调要增加加工产品出口，特别是加大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为此，普京在2005年要求政府扩大投资规模，力争在2-3年内建立起一批科技园区和新型工业生产基地。2005年下半年，俄政府政府宣布由政府投资引导在全国逐步建立若干经济特区和科技园区。还通过2006年预算加大向包括航空、生物、计算机、信息等产业增加投资，同时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农业等四大领域的投资。2005年11月14日，普京总统还任命原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专门负责这四大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4、  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逐步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普京政府积极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争取尽快加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体系；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努力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企业增加对俄罗斯的投资；积极支持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济活动，成立联邦出口支持署，为俄罗斯生产厂家的出口合同提供担保。与此同时，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00年、200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和5%。2001年，农业形势明显好转，粮食产量破前苏联时期的记录，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652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工业产值增长7.3%。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1%，居民实际收入增长8.4%。据2005年底俄罗斯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2005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4%，居民实际收入提高了9.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进出口增长迅速，黄金外汇储备激剧增加。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92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达到720多亿美元。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固然与国际能源市场加工上涨有关，但不能不说，它也是普京政府经济改革与政策成效的体现。

二、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一）独立之初的政局动荡

俄罗斯独立之初，在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一是群众的街头抗争、流血冲突不断。比较突出的有：1992年2月23日在苏联建军64周年之际，群众涌上街头呼吁军队出面拯救国家；同年6月12日，在庆祝俄罗斯第一个独立节时，数万主张恢复苏联的群众包围议会大厦并在议会大厦外搭起帐篷坚持抗争；1993年5月1日，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游行群众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等。二是民族矛盾凸现出来。在俄罗斯众多中不少民族要求更多的自治权，有的民族甚至干脆要求独立，分离出去。鉴于苏联解体的教训，1992年1月俄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所有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一律升格为共和国，并赋予它们制定宪法和建立各自的立法机构的权利。即便如此，车臣——印古什等共和国仍然拒签联邦政府与各共和国之间的《联邦条约》，终于在1994年爆发了车臣战争。三是政权体制不顺，领导层内部政争不断，斗争激烈。由于俄罗斯在1991年建立的总统制很不完善，总统与议会之间的职权划分很不明确，加之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之间因在经济改革、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相互之间斗争异常激烈，把本来就很复杂的俄罗斯政坛搅得不得安宁，以至于在1993年10月4日，叶利钦派出重兵进攻“白宫”，以武力驱散议会。

经过1992-1993年间总统同议会之间的激烈斗争，俄罗斯终于在1993年12月12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一部新宪法，并于12月25日生效，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总统集权制。纷纷扰扰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转移到议会内进行。

（二）93年宪法的权力架构

1993年宪法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权力由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政府和法院共同行使。具体权力分配情况如下：

（1）联邦总统。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一届任期4年，同一人担任总统不得超过两届。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

（2）联邦会议。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它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联邦委员会设178个议席，由89个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来自联邦主体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对国家杜马提出的法案进行复审，批准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等。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立法机构，所有的法案必须先由国家杜马审理。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名的政府总理有确认权；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有权提出弹劾总统的指控，但必须是在总统犯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国家杜马有450个议席，一半由全国225个选区各选一名代表产生，另一半席位由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按得票多少分配。国家杜马议员每届任期4年。国家杜马下设国际事务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等20多个委员会。

（3）联邦政府。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是俄罗斯联邦的执行权力机构。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联邦部长组成。联邦政府的具体职权为：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并保证其执行；实行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管理联邦财产；实施保障国家防御、国家安全和贯彻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措施；实施保障法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护财产和社会秩序及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等。

（4）司法权。1993年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权由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最高仲裁法院（及各级仲裁法院）、检察院（总检察长及各级检察长）行使。其中的宪法法院有权对联邦的法律、总统和政府及议会制定的法规、联邦机关和地方机关制定的法规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有权对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联邦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有关职权范围的争端作出裁决等。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是很不均衡的。总统决定内外政策，有权直接任命政府，有权提出法案和签署总统令，有权决定国家杜马选举和解散国家杜马，拥有否决权和决定全民公决的权力，等等，可以说总统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而议会的权力却十分有限，除了讨论和通过联邦法律之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权力，即使是立法权也受到总统否决权的很大限制；虽然可以罢免总统，但罢免的“门槛”很高而且程序十分复杂，要罢免总统则很难；由于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议会要监督政府也很难。

（三）政党政治的发展

政党制度的转型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由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型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开始。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据报道，在1987年12月已达3万多个[13]1989年2月发展到6万多个[14]。这些“非正式组织”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多数是共产党的“异己”。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宣布“公民有权组织政党”，从法律上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多党制原则，极大地刺激政党的发展，也使得国家进入了多党政治的无序时期。俄罗斯独立初期更是如此。从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到1993年底颁布新宪法之前，出现了5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甚至被人讥讽为“啤酒香蕉皆成党”。[15]不过，有影响的政党并不多，在1993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只有“俄罗斯选择”、重建后的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等8个党跨过5%的选票的“门槛”进入议会。在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的政治斗争主要在有影响的政党之间展开，政党斗争的重心也逐渐从街头转向议会。如，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政治角逐主要是在以“俄罗斯选择”为首的右翼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之间展开的。在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时，则主要是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俄共之间进行的。在俄罗斯多党制确立和正常运行的过程中，政党政治的法律规范也逐步建立。1995年4月14日，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对实施多党制的宪法原则作了具体规定。按照这一法律，在政党法颁布之前，只要有3个以上年满18岁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倡议，便可以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联合组织。政党政治的法制化有所增强。

（四）普京时期的政治改革

2000年，普京上台后提出“只有高效率的、强有力的国家按规则生活；只有这样的国家保障自由——经营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16]按照这样的目标，普京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1、改革联邦制，加强总统和联邦中央的权威

普京上任伊始，为克服联邦中央政令不畅、地方自行其是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设立联邦区并任命总统驻联邦区的代表，改变地方领导人产生方式，加强总统对联邦的控制。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命令将俄罗斯划分为7大联邦区，即中央区、西北区、北高加索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远东区。每个联邦区下辖若干联邦主体。在每个联邦区设立由总统任命并直接对总统负责的总统特使（或称总统全权代表）。普京赋予总统特使的主要职责是：在联邦区内组织实施总统确定的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监督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确保总统干部政策的落实；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等情况。为保证俄罗斯统一的法律空间和政令畅通，普京还在2000年8月1日和5日分别签署了《关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组织的普遍原则》、《俄联邦地方自治法》。这两项法令规定，联邦主体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如果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总统有权解除其职务和解散地方立法机构；地方自治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和条例如违背联邦主体法规和联邦法律，其立法机构应予解散；联邦主体行政首脑有权解除所属市政机关领导人的职务，但只有联邦总统有权解除联邦主体首府及其他行政中心领导人的职务。2004年，普京又提出改变地方领导人产生办法，取消原来的直接选举，改为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选举产生。2005年 4月22日，国家杜马通过了在2007年按新规定选举的法律，所有地方行政长官均将按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选举的办法产生。这些措施加强了总统对国家的垂直领导。

（2）改革联邦委员会（上院），改变国家杜马（下院）代表的产生方式。规定新的联邦委员会是常设立法机构。各联邦主体在联邦委员会的2名代表不再由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首长和议长兼任，而是分别由各联邦主体的立法和执行权力机构推选产生。联邦主体议会派出的上院代表，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构派出的上院代表，由地方行政首脑提名，并经地方议会2/3多数票同意。从而使联邦委员会成为不受地方势力影响和干扰的独立立法机构。2004年普京又提出国家杜马的改革，即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将取消一半代表由地方单席位选区选举产生、另一半代表由进入杜马的党派按照比例分配的方式，改为全部席位由进入杜马的党派按比例分配。此项改革旨在加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此外，为完善联邦制，普京还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合并联邦主体的建议。现在一些州及其管辖下的自治州已开始着手进行合并，俄罗斯的联邦主体的数量将会减少。

2、精简政府机构

在理顺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关系的同时，普京还推动公务制度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在2001年8月，普京签署命令建立公务制度改革委员会，推动公务制度改革，要求建立权限分配、运作高效的完整的国家公务体系。2004年3月9日，普京下令将俄罗斯政府原有的30个部缩减为17个。

3、推动政党制度建设，加强总统权力的政党基础

普京执政初期，为了巩固地位、稳定政局，奉行广泛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方针，争取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俄共的合作，频繁地与一些反对党接触，注意将各派政治力量和各个政党的意见吸收到自己的治国纲领中来，获得了包括俄共在内的一些政党的支持。与此同时，普京加快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法制化进程。在普京的推动下，2001年6月，经过多年反复讨论和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在国家杜马通过并获得联邦委员会的批准。随后不久，普京总统签署并正式颁布《政党法》。俄罗斯《政党法》对政党的成立、登记和撤销、党员的人数和地区组织的数量、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形式、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俄罗斯的政党政治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普京十分重视培植自己执政的政党基础，希望在议会中形成一个支持政府的稳定的多数党。在普京政策的影响下，受到普京支持的“团结”等中派力量不断发展。2001年4月，国家杜马中的“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地区”4个中派党团决定成立跨党团的协调委员会，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最终形成后来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此后，“统一俄罗斯”党迅速壮大，在2003年12月杜马选举中，成为杜马中的第一大党。而俄共的实力有所下降，党内的矛盾有所发展。右翼政党则不断分化瓦解，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日渐式微。俄罗斯政党生态的变化，大大加强了普京总统的权力基础，也为普京的各项政治经济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普京在推动政党政治建设的进行同时，还针对叶利钦时期就已形成的国家权力被金融、工业和媒体寡头所私有的状况进行整治。普京运用法律手段对严重违法的寡头进行打击。金融——传媒大亨列别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纷纷落马，寡头势力受到重创。寡头势力过度干政的状况受到抑制。

4、严厉打击民族分离主义势力

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等极端势力，加强对车臣等地的综合治理，巩固国家的统一。普京上台后，对车臣叛乱分子的各种叛乱活动和各种恐怖主义袭击进行坚决的打击。他多次强硬地表示，俄罗斯决不会与恐怖分子做任何交易，也决不会屈服于任何敲诈勒索；决不同分裂势力进行任何谈判，也决不作任何让步。他下令对车臣境内的残存的武装叛乱分子进行全面的清剿。在车臣叛乱分子制造的2002年莫斯科人质事件和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中，他都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他还对一些西方国家施压，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车臣叛乱武装是恐怖主义分子，切断车臣分裂势力的国际支持。在俄罗斯的严厉打击下，在车臣全境摧毁了非法武装有组织的反抗。2005年以来马斯哈多夫、古达耶夫、巴萨耶夫等叛乱头目先后被击毙或炸死。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罗斯开始在分裂势力比较集中的南部联邦区，特别是车臣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治理。车臣自2004年选举总统后，在2005年11月又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车臣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车臣议会的第一大党，为车臣的综合治理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大对车臣的财政投入，帮助车臣人民恢复生产，加强城市和农村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措施增加了普通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了人民对解决车臣问题的信心，维护了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三、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一）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演变

叶利钦总统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随着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从向西方“一边倒”到“双头鹰”式的全方位外交的转变。

1、独立之初的“一边倒”

俄罗斯独立之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推动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认为西方的制度能够帮助俄罗斯解决诸如经济困难、民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因此，他们为俄罗斯制定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融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员。与此相应，对外战略目标就是全面加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尽可能地获得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因而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主要体现在：

（1）力求与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1992年1月至2月，叶利钦总统出访英、美、加、法4国时，就呼吁西方大国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为此，俄罗斯采取了一些迎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步骤。如， 1992年1月，叶利钦总统公开宣布，俄罗斯的战略导弹不再瞄准美国； 1993年1月，俄美两国总统签署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俄同意大幅度削减其占优势的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从东欧和波罗的海3国撤军等。在俄罗斯频频示好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签署了《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并于1994年宣布俄美双方进入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积极发展与西欧国家及欧盟的关系，以达到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之目的。1992年5月27日，叶利钦总统在《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问》中就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和欧洲是一体，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同盟。”为此，俄罗斯不断地与欧盟进行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1994年6月，俄罗斯与欧盟之间达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 》，双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

（2）谋求西方提供直接的援助和投资，帮助俄罗斯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92年1月至2月，叶利钦总统出访西方4国时，就希望通过访问取得170亿美元的援助。由于俄罗斯的积极争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1992年4月，西方七国集团宣布年内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1993年4月，克林顿不仅宣布了一项16亿美元的援俄计划，还宣布支持俄罗斯加入关贸总协定，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放宽对俄罗斯贷款的限制等等。

（3）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收缩政策，减少或撤销对原来盟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援。如前所述，把独联体国家当作包袱。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一度疏远。甚至对东欧和独联体中部分国家要求加入北约持无所谓态度。从追随西方的立场出发，同其他传统盟友的关系大幅度下降。在中东问题上，俄听任美国大包大揽，其传统盟友如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成为牺牲品。俄罗斯还大大地减少了对印度的援助，双方经贸关系严重衰退，贸易额从1991年的35亿美元，迅速降为1992年的约8亿美元，经济、技术和军事合作也急剧减少。对于朝鲜，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俄朝“在意识形态上的纽带已经断绝”，因而俄朝关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俄先后取消了对朝鲜的各种援助，并要求俄朝贸易按世界市场价格以硬通货结算，俄朝关系恶化。1993年，两国高层外交接触已经停止。

然而，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方面，西方所承诺的援助不仅多数附有苛刻的条件，而且是“口惠而实不至”，真正得到的援助并没有多少。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对西方频频示好，但西方并没有真正把俄罗斯看成是“自家人”，不仅不给俄罗斯相应的政治伙伴地位，反而趁俄衰落之机向俄的传统势力范围进行渗透，继续对俄罗斯进行防范、削弱和限制，1993年西方开始酝酿北约东扩就是一个明证。这不仅激起俄罗斯强烈的民族情绪，也使俄罗斯的领导人逐步认识到，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西方是考不住的。

2、“双头鹰”式的全方位外交

1993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叶利钦提出，俄罗斯“应像它国旗上的双头鹰那样，一头看西方，一头看东方”，“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都保持政治利益的均衡”，开始转向“双头鹰”式外交。1993年4月，俄政府出台《俄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提出要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1994年1月，北约首脑会议正式宣布东扩后，俄罗斯加快了政策调整的步伐。1994年和1995年，叶利钦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进一步明确了“恢复强大的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原则和全方位外交战略方针。随着对外战略方针的变化，俄罗斯除了继续争取稳定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之外，开始采取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活动和具体政策。这主要是：（1）为了巩固俄罗斯的“近邻外国”，加快独联体一体化的进程。（2）反对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反对北约东扩和由北约主宰整个欧洲的安全结构，在波黑问题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3）通过积极介入阿以和谈，恢复和发展与沙特、伊拉克的关系，改善与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关系等渠道，重返中东政治舞台。（4）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3年1月，叶利钦访问印度时签署《俄印友好合作条约》，俄印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朝鲜核问题上，反对美国对朝鲜进行制裁。总之，俄罗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同西方国家拉开了一定距离，在国际舞台上增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作用和影响。

1996年1月，叶利钦任命普里马科夫为外长后，“多极世界论”逐渐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指导思想，俄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全方位性更为突出。1997年3月，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以多极世界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1997年12月，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安全构想》，提出“加强作为大国的俄罗斯——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并指出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独联体国家实现一体化联合；同其他大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发展平等伙伴关系；开展国际合作，与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作斗争；加强俄罗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世界政治和经济进程有集体控制能力的机构，首先是巩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7]1998年12月，普利马科夫又在多极世界构想框架内，提出了俄中印三角联盟的战略构想。在外交实践上：（1）进一步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进程。（2）更加强调要同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叶利钦在1998年5月12日谈到俄美关系时说的：“在抱有某种幻想和过高期望过后，正在与美国举行平等的相互合作。”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为此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举行了无数次的政治谈判，举行讨价还价，最后终于在1997年5月同北约签署《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双方都做了某些让步。在1999年3月北约武力干预科索沃危机、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乱炸的时候，俄罗斯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中断同北约的协作关系。同时，俄罗斯又全力进行外交斡旋，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在联合国的旗号下对科索沃采取维和行动，俄罗斯还派遣3600名军人参加维和。在与美国及北约抗争的同时，重点发展与西欧国家和欧盟的关系，经济上加大合作力度。1996年3月，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也决心同俄罗斯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欧盟各国外长批准了一项旨在加强俄欧关系的行动计划。俄罗斯领导频频访问法国和德国，谋求与法德建立特殊伙伴关系和建立“大欧洲”。1997年，俄与德、法建立准“三驾马车”机制，决定三国元首定期举行年度磋商。1998年4月，欧洲议会一致同意欧盟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建立“特殊关系”。1999年，俄政府又提出了《俄罗斯联邦与欧盟关系中期（2000-2010）发展战略》，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增添了新的动力。（3）积极地与亚洲大国——中国、印度，与东盟国家和日本发展政治对话和经济联系。俄罗斯大力开展东方外交，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并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4月，与中国正式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哈、吉、塔5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之后，5国又在莫斯科签属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年，叶利钦总统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同中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两国还建立了国家元首互访机制、总理定期互访机制，成立了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两国合作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国际事务中更是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俄罗斯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友好关系，积极帮助印度军队实现现代化，双方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到9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新型的伙伴关系。俄印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俄罗斯还努力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把领土争端暂时搁置起来，致力于经济乃至军事领域的合作。1997年叶利钦总统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共同推出联合开发远东经济项目合作计划。1997年11月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俄罗斯加强同东盟国家的联系，把东盟视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开展同东盟的全面对话。（4）俄罗斯积极在中东开展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相继访问了一大批中东国家，重新表现出对解决中东问题的作用。

（二）普京时期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普京上任之初，很快就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1月10日）和《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2000年6月28日）等一系列文件，确定俄罗斯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多极世界，确保大国地位。2004年10月，普京提出其第二任期外交思路时说“俄罗斯应当抓住一切机遇，参与建立符合我国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提出的外交布局为：独联体是重中之重，欧洲及美国是首要，亚太一些周边大国是关键，东欧、中东、非洲和拉美不可忽视。总体来看，普京既保持了叶利钦后期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又进行了重大调整，推行强国外交战略。更加强调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建立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为俄罗斯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务实灵活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促进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的立场，发挥自身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提升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普京时期，俄罗斯在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关系的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有所发展。

1、  以俄国家利益为基础与美国打交道

普京上任之初，俄美关系一度紧张，“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抓住机遇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打击中，俄向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2002年5月，俄美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俄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及关于中东问题、反恐合作等多项声明。2003年，俄美围绕着伊拉克战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和斗争。此后不久双方又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修补相互关系。2004年5月28日，俄罗斯与美国等北约19个成员国在意大利罗马签署了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罗马宣言》，标志着“20国机制”的正式成立和生效，也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建立起了新型的安全合作关系。2005年2月，普京与布什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正式会晤，俄美在反恐、核安全、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2005年5月，布什总统出席了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祝大会。俄美关系的这一系列的发展是以俄对美的妥协为代价的。当前，俄美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美国对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多有指责，认为俄民主进程倒退；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乌克兰、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催生“颜色革命”；美加快驻欧洲美军的部署调整和北约东扩的步伐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冲撞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罗斯进行了有力的反制，俄美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俄美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2、  更加积极发展与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关系

普京称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俄外交的“传统的优先方面”。他上台以来，遍访了欧洲主要国家，俄欧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关系都有所发展。俄欧之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2002年6月的俄欧首脑会议提出启动俄欧一体化进程，将俄罗斯融入欧洲经济体系。2003年5月，俄欧首次讨论建立欧洲共同经济区。俄欧之间还加强了能源合作。欧盟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并表示支持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者之间贸易额不断上涨，欧盟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在政治安全领域，俄欧之间在欧盟东扩、建立统一大欧洲、北约东扩、军备控制、核不扩散、地区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沟通与对话，两者之间的共识进一步增多，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俄罗斯还积极支持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扩大同西欧联盟以及西欧大国的军事合作。俄欧还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跨国有组织犯罪、走私武器、贩卖毒品与人口、非法洗钱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4年11月，俄欧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俄欧战略伙伴关系。俄欧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深。当然，俄欧之间在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在民主与人权等方面也还存在许多分歧和矛盾，俄欧之间离“共同的欧洲家园”还很遥远。尽管如此，俄欧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的需要，相互关系还将不断获得发展和加深。

3、  发展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首先是中国和印度”

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6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7月，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2004年10月，普京访华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2008年实施纲要》，规划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2005年俄中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赴俄罗斯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6月底7月初，胡锦涛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中俄联合公报》。8月，两国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两军交流完全恢复正常，两国的战略互信又上了一个新层次。10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四次会议。11月俄罗斯联邦总理弗拉德科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同温家宝总理举行中俄总理第十次定期会晤。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普京总统再次访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将俄中关系推向新的高潮。普京在巩固和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在2000年7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指出：“俄罗斯打算加深与印度的传统伙伴关系，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2000年10月，普京访问印度，俄印双方签署了《俄印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俄印高层互访不断，在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2005年印度总统访俄，又加深了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俄中、俄印、中印关系都得到发展的情况下，2005年，中、俄、印3国之间战略协作关系开始启动。普京继承了叶利钦时期的对日政策，加强与日本的对话与协调开通朝鲜半岛南北铁路，经俄罗斯。虽然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的立场有所松动，经贸合作得到发展。两国还决定首脑定期会晤制度化，构建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对话机制。2005年2月普京总统访问日本，俄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普京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对韩朝实行平衡外交。俄朝两国签署了《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普京和金正日分别访问了朝鲜和俄罗斯，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一定的恢复。俄韩关系继续得到发展。俄罗斯还提出了开通朝鲜半岛南北铁路与西伯尼亚铁路线相连接，以及输送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到朝鲜半岛的计划。普京还提出建立使韩国的资本、朝鲜的劳动力、俄罗斯的技术相融合的经济区的构想。俄罗斯参加并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普京也非常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加强与东盟的对话与合作。2005年11月中旬，普京参加东盟与俄“10+1”会晤并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首次东亚峰会。

4、其他关系

近年来，俄罗斯还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积极斡旋伊朗核危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俄罗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得到发展。俄罗斯以国际组织为舞台的多边外交也很活跃。俄罗斯不仅支持和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主张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和活动，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近年来更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组织，增进经济和安全合作。俄罗斯还积极参与“八国集团”的活动，争取“完全平等”的地位。2006年，首次担任“八国集团”主席国，主办“八国集团”峰会，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讨论了能源等俄认定的重要国际问题，扩大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