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原则和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思想，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

【重点难点】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原则，中国和平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第一节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与调整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奠定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调整和完善，中国的对外关系也随之不断发展。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大方针”及对外关系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定并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巩固了国家的独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1、外交“三大方针”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思想，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首先，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有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次，作出并实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另起炉灶”是指：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不当作外交代表而作为普通侨民对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逐一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或修改重订；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然后再谈建交问题。“一边倒”，即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再次，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通商并发展贸易关系。《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2、对外关系的发展

在确立了上述外交原则、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外交实践。基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热情支持，新中国同它们不经谈判就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1949年10月4日）、罗马利亚1949年10月5日）、匈牙利（1949年10月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10月6日）、波兰（1949年10月7日）、蒙古（1949年10月16日）、阿尔巴利亚（1949年11月23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1950年1月1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年10月25日）等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括号内所注日期为建立外交关系日）。在此基础上，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迅速发展。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并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中国也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还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签订了贸易协定、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9月，经过谈判，中国先后同印度（1950年4月1日）、瑞典（1950年5月9日）、丹麦（1950年5月11日）、瑞士（1950年9月14日）、芬兰（1950年10月28日）、巴基斯坦（1951年5月21日）、挪威（1954年10月5日）、阿富汗（1955年1月21日）、尼泊尔（1955年8月1日）、埃及（1956年5月30日）、叙利亚（1956年8月1日）、也门（1956年9月24日）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功地参加了亚非会议。这些外交实践，不仅巩固了新生政权，也使新中国初步走向了世界。

（二）20世纪60年代外交政策的被迫调整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外交被迫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

1、反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

在这一时期，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其军队赖在台湾及台湾海峡不走，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且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逐步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妄图控制中国，使中苏关系恶化。它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直至挑起珍宝岛事件，从北面形成对中国的威胁。面对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起炮击金门、马祖，粉碎了美国的阴谋。中国给予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斗争以大力支持，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国拒不接受苏联有关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不允许把中国纳入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轨道，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中国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对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安全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2、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在坚决顶住美苏两霸压力的同时，中国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关系。从1960年到1965年，中国分别与缅甸（1960年）、尼泊尔（1961年）、朝鲜（1962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还与印度尼西亚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总理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的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友好访问，推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还加强了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建交，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破产。中日通过民间外交的渠道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外交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及时纠正下，从1969年起中国外交又走上了正常轨道。

（三）20世纪7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外交政策。

1、“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外交政策

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完整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是指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指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们既具有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和威胁。依据“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外交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在美苏之间又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为此，中国必须同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对美国既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这就是所谓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②]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大踏步发展。

2、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及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1969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总统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对付苏联的资本。为了摆脱同美苏两面对抗的局面，抵御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也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作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1972年2月，尼克松应邀访华并发表了中美两国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诺与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但是，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目的，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其国会在1979年3月通过了违背国际法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中美关系的改善及正常化，带动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大国普遍建交，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1970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只有55个，到1980年底已经增加到124个。而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即已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比以前更广阔的活动舞台，能够更有力地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合作、主持国际正义而奋斗。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              20世纪80年代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及对外关系的发展

1、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国内进行历史性改革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赋予独立自主原则新的内容，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全方位的开放。处理国家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改变“一条线”战略，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并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经过这些调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2、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同美欧日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美两国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通过领导人互访和磋商，增进了相互了解，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了新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但是，由于美国并没有很好遵守自己的承诺，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按照“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稳定发展。中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发展。特别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我国同英国、葡萄牙经过谈判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讲话，邓小平提出以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必须减少在中苏边界的驻军；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撤走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为条件与苏联谈判之后，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两国领导人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也都取得了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国继续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在处理我国与邻国之间海域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中国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的正义斗争。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不断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

（二）20世纪90年代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威胁着世界和平。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国的对外关系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外交更为积极、成熟和自信，我国的国际空间更广。

首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中国同印度尼西亚（1990年8月8日）复交，同新加坡（1990年10月3日）、文莱（1991年9月30日）、韩国（1992年8月24日）建交。积极发展同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解决朝鲜的核危机，积极斡旋各方，推进中、美、俄、日、朝、韩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在1997年确立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之后，到2000年中国已与东盟10国分别签署或发表了加强双边合作的框架文件。在此基础上，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共同发表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印两国在在90年代初恢复了边界贸易，在1993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12月间，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协定。此后，因印度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进行核试验而使两国关系一度受到影响。但不久两国又重新回到健康的轨道，特别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两国领导人确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印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在继续发展。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两个协定，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为促进这一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6月15日，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诞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年来，加强了互信，并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其次，中国努力与大国及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关系。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经过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历史性过渡，两国关系不断取得进展。1996年4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关系。2000年普京总统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规划了新世纪中俄关系总体发展的蓝图。2001年7月，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21世纪初两国领导人不断互访，把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04年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2008年实施纲要》，为两国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制定出新规划。2005年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中俄联合公报》。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中俄两国签署了涉及政治、外交、能源、投资、金融、交通等领域的22个合作文件。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佳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实惠，有力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也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93年和1994年中美关系缓慢回升。1995年7月，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国关系的倒退。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共同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得到发展。1999年底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2000年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都有利于为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创造长期稳定的环境。当然，中美两国作为两个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的大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分歧和矛盾，特别是由于美国奉行对华“接触+遏制”的政策，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公然入侵我国领空，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国家主权的野蛮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2002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都表示要将中美关系发展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此后，中美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尤其是2005年7月10日至11日，布什政府的4位内阁成员相继访华。2005年11月和2006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影响更为深远。目前，双方在人权、经贸、军控、安全等领域都形成对话机制，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当前，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美方的有关承诺，是实现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中美双方应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在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是基本消除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而恢复正常。1992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日，同年10月明仁天皇访华，使中日关系发展到新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使中日关系走向低潮。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特别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21世纪的精神，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开辟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了两国各个领域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然而，在21世纪初期由于日本小泉首相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开倒车，中日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欧关系在1989年至1993年间出现了一些曲折，1994年后中欧关系恢复并开始不断地发展。1995年7月，欧洲联盟制定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1998年6月29日，欧盟外长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决定把对华关系提升到与美、日、俄同等重要的水平，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2004年之交，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欧之间的各种对话频繁，经贸往来十分密切，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国和加拿大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加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

第三，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中国在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与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长足发展。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1997年1月），先后与巴西、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墨西哥就建立跨世纪的中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面对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做法，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中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要求，积极参加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和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努力促进与亚非拉的经贸合作，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自然灾害进行慷慨援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和伊拉克问题，坚决反对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和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

第四，深入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是多边外交的主要舞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陆续恢复或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并加入了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此，中国已进入8个主要的国际机制和领域，即：联合国、军备控制、人权、贸易、金融、电信、能源和环保。与此相应，更多的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国举办的区域性、世界性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中国的多边外交日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积极促进联合国的改革，支持联合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努力促成地区和国际争端的解决。中国提出按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推动军控和裁军进程；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妥善处理南亚核试验和朝鲜、伊朗核问题等。中国在多边经济领域的活动更为活跃，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地参与国际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负责任地应对亚洲经济危机等等。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合作，努力解决环境、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总之，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国际舞台更为广阔，中国正以平和的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及其发展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目标

（一）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基本目标。

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民进步事业而奋斗。”[③]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标而斗争。”1982年宪法将促进经济发展等内容补充进去，更完整地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二）      中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历史遭遇、现实国情和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主张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既消除了屈从外国侵略奴役的社会根源，又消除了我国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谋求发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迫切任务，这更要求中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第二，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深受内战之害，中国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中国人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倍加珍惜今天难得的发展机会。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和平与发展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没有和平就难以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几十年来，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针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中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抗美援朝斗争，既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也维护了远东与世界的和平；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保卫了印度之那和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反对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反对美国出兵格林纳达，反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反对南非白人政权在南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冷战结束后，中国坚决反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南联盟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国抛开联合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打击。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不应诉诸武力相威胁。中国还为此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如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等。中国认为，革命是一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不输出革命，也反对别国输出革命或搞反革命颠覆活动。针对国际旧秩序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中国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冷战结束以来，针对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2、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进行有效的裁军，并以实际行动率先垂范。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呼吁有关国家放弃核威慑政策。中国多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核裁军提案，最先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并提出防止核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进程的六点建议。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还主张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中国在1993年签署了《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早在80年代中国就率先裁军100万，90年代又裁军50万，到2005年又完成了裁军20万的任务。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相同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破坏战略平衡的倒行逆施行为。近年来，中国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3、为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经济贸易合作和科技交流，主张改善南北关系，加强南南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邻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一定的牺牲。近年来中国建立的南南合作示范基地增多，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援助力度加大。中国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近代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贯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④]邓小平在1982年也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⑤]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代领导人也都一再强调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与苏联结盟时期，还是联美抗诉时期，中国都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国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即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或集团的压力，独立自主地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一些大国及地区联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是结盟关系，也不针对第三方，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合作，促进伙伴诸方更好地发展。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闭关自守，而是要积极开放，积极地与各国进行各方面合作，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强调独立自主，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只顾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愿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我们愿意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同样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有自己的主权，都应受到尊重，都要平等相待，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中国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反对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决不允许别国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也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不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不在外国驻军，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主张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三、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继承和发展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思想的重大成果。

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前夕就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⑥]此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整地提出之前，它的各项原则已在我国的外交文件中反复出现过。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同印度代表谈话中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⑦]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全部载入了这五项原则。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双方总理联合声明中，重申了这五项原则并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强调它应适用于一切国家关系。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的外交报告中，首次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简称。同年10月，在中苏两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整的表述方式被固定了下来。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涵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国应互相尊重国家固有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权；二是互相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不损害它国领土的完整性。互不侵犯，是指各国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侵略；不得以违反国际法的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侵犯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中，不应为实现本国的目的而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渠道，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干涉他国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平等互利，是指各国应彼此尊重，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不以损害他国权益的方法谋求任何特权和攫取本国的片面利益。和平共处，是指各国应该和平地同时存在，和平地交往和合作，并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彼此间的各种国际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本质内容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主权和平等是五项原则的核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对主权和平等原则的保证和补充；和平共处是尊重主权的延伸和体现，又是实现前四项原则的必然归宿。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中国在处理与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它一经提出，就得到成功的运用，并被扩大到我国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上，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国逐步而且成功地解决了与众多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先后与法国建交，实现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发展到多个，而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思想仅限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新课题。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新课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恢复和发展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苏东剧变后，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或保持了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业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自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许多国际会议、国际文件所接受和确认。1955年亚非会议宣言中的十项原则，就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1962年7月日内瓦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1963年5月的《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等都提到或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如《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宣言》、《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精神。199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所通过的《北京宣言》和1996年3月亚欧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都强调了各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承诺。

四、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

社会主义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点，都有着长期受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历史遭遇，以及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长期斗争的经历，现在又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任务。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又曾得到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因此，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一）中国一贯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7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发展本国经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等艰巨任务。对于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国都给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在各种国际活动中，包括在联合国会议上，一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提出许多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重要原则和具体建议，并为实现这些原则和建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二）中国始终重视并努力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80 年代初，我国又提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对非洲六国访问时，提出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五点建议，即：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到了新水平。

（三）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努力促进南南合作

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日益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斗争目标。中国大力支持这一要求，积极参加这一斗争。1974年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专门讨论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第六届特别联大，并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明确主张。他着重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他还主张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等。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进一步阐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一再呼吁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恶化，南北对话停滞不前，中国对开展南南合作给与了更大的关注。在1982年2月关于“南南会谈”的“新德里磋商”中，中国提出了开展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即：南南合作的总规划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使参加合作的各方都能受益，并且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困难给与优惠照顾；合作的项目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力求切实可行，讲究实效，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共同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区域、区域间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应该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南南合作应该有助于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除大力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外，中国还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

（四）中国一向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而努力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争端等问题和民族、宗教等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纷争，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武装冲突。而超级大国又往往火上浇油，加以利用。对此，中国十分关注。中国历来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应本着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协商和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即使一时难以解决，有关各方也应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介入它们之间的纷争，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

五、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新发展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重大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涉及国际环境、国际战略目标、战略原则、对外方针和政策。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1、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的思想。

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冷静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⑧]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世界上能打世界大战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但它们都没有准备好，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第二，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发动战争的力量。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是不希望战争的；遭受二战浩劫的欧洲和日本也不愿打仗；美国和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⑨]第四，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但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而发展中国家却变得愈来愈穷，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前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⑩]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1] 20世纪80~90年代的事实一再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是科学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至少在本世纪中叶以前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我们仍应牢牢把握住当今时代的这个基本特征。

2、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思想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源。邓小平非常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把它定为我国的国策、总政策，有时称之为“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2]。邓小平认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13]邓小平还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个长期的任务，“可能至少还有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同时，中国自己“永远不称霸”。

3、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

独立自主，是中国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石。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他强调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它们的附庸；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对于国际事务，都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我们的态度，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在原则问题上要把握住，态度鲜明，说话算数。

邓小平指出，中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对外政策。我们同谁都来往，都交朋友。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重视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计较历史恩怨，积极寻找共同利益汇合点，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苏东剧变前后，邓小平提出不管它们发生什么变化，都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之打交道。

4、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

邓小平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与途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4]针对我国和世界各国都与他国存在国际争端的实际，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合理解决边界争端和纠纷（如同印度）；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如同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把它放下”，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如同日本）；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

5、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方针

邓小平既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又充分考虑并尊重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既推动了祖国统一的伟大进程，又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范例。

6、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国策，勾画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蓝图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5]。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16]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要把自己的事办好，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要奠定中国立于世界之林的经济基础。中国要摆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自卑，也不能自傲。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17]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世界上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他针对多极化的发展，强调：“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8]我们要有这个自信。

7、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

邓小平勾画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蓝图，也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总结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指出“最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进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0]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之后，他更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认为“要反复讲”，“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21]。

8、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对外工作中应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方针

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大变动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高瞻远瞩，先后提出“不要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这一方针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总之，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是我们外交的指南针，是引导我们的外交工作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22]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并将会继续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1、进一步丰富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重要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3]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根据冷战后世界发展的现实，进一步揭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相互渗透，并指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24]他基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冷战后的新发展，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25]因此要继续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还进一步指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6]

2、深入论述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应对这两大趋势的正确途径。

江泽民同志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而又准确地揭示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轨迹。江泽民同志早在1992年就明确指出：“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国际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分化和组合已经开始。”[27]基于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他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28]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多极化趋势受到美国的严重阻挠时，他又明确地指出多极化发展的曲折性，认为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29]尽管如此，江泽民同志依然坚定地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之所以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因为“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各国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0]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揭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同时，全面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利弊得失。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31]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32]。针对这一客观趋势，他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33]但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是一把双刃剑”，他强调必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并且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34]。

3、提出要推进国家关系的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长期共存。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35]那种“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一切违背时代潮流，违反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行径，必然要受到抵制和反对。”[36]因此，只有推进国家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37] “不承认、不尊重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38]因此，必须尊重各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他指出“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39]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国和睦相处，长期共存。

4、提出要注重以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江泽民同志深刻体认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40]因此，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国综合国力的建设。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物质力、精神力，以及对国际的影响力。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41]因此他要求我国科技界 树立雄心壮志，弘扬创造精神，“要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大力推进科技进步”。[42]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国防建设。他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认为 “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而“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43]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争取实现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尽快缩短同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差距。”[4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由此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因此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增强民族凝聚力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45] 而“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 [46]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局面”[47]同时做好宗教工作，对法轮功等邪教进行坚决的打击，形成“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

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江泽民同志具体地分析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他指出“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就是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了，就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如何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同时有效地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帮助人们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48]因此，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们认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世界，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加速发展，迎接挑战。即便对外开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也可能遇到风险，但“无论遇到什么风险，对外开放我们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的。不这样，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49]江泽民同志说，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地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50]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还特别强调“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非这样做不可”[51]。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而“引进来”和“走出为”两者相比较，在“引进来”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走出去”方面，我们刚起步。因此“走出去”也就“更迫切了”，“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52]

6、面对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同志也经常强调：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国家尊严。”[53]冷战结束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也密不可分。针对冷战后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54]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互利”是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平等”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协作”是国家安全的实现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7、丰富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

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如，江泽民指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他还指出“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加剧，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这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如果大家都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观测问题，对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不难达成共识，就会明白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实际需要。”[55]江泽民同志还经常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特权。

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先后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新安全观，并将其纳入到国际新秩序的中去，使国际新秩序不仅不可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内容。所以，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新秩序内容的完整表述就是：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除了上述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外，第三代领导集体还作出新世纪初期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提出进一步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一系列具体的外交政策。这一切都充满了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抵御了各种风险，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不断开拓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第三节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一、中国和平发展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她在经历了近代的沉沦之后，于1949年又重新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0世纪和21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一）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中国的诞生，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力量。新中国的成立，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正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被压迫民族的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最终摧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新中国的成立，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后来又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有力打击，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1、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876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为165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6美元。另据初步核算，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9%，达182321亿元。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2.5%，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18.2%，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从1993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一直保持世界第2位、发展中国家第1位。其中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进出口总额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1545.5亿美元，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3位。据中央银行2006年4月14日公布的数字，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751亿美元。

2、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投入不断加大。2004年，全国科学研究经费达到18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5%。科技进步取得重大进展。在生物技术领域，在国际上率先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工作；在航天领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在纳米材料领域，成功开发纳米“超级开关”材料。成功研制并启用10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自主研制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龙芯2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IPv6互联网，等等。2004年，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27.9万件，授权量15.1万件。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2004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达到548万人，在校生人数1368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447.3万人；研究生招生32.6万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教育的这种发展，使中国的总人力资本（指15岁到64岁人口逾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肝炎、鼠疫、碘缺乏病等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取得较大进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2004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4.1%和95.3%。

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至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94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2963元。城市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7.7%和47.2%。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住房、汽车、通讯、旅游等成为消费热点。200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8232万平方米，个人购房支出总规模达到9680亿元；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2.2辆。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2004年分别为33482万户和31244万户。[56]

4、中国的“软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以自主创新、渐进稳健、科学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建构和谐社会为主要内涵的中国发展模式，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肯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它们发展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三）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成为世界的热议话题。一位西方学者在多年前评论中国崛起时，就曾说：“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无前例的。所谓‘迅速’，是指中国在短短30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是指中国是获得这种地位的惟一发展中国家。”[57]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中国的崛起之路，向世界昭示的是：

第一，中国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酷爱和平的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推进，也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才能达到。因此，新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宗旨首要目标。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局面和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紧紧抓住和平的机遇。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18、19世纪的英、法，还是20世纪的德、日、美、苏，它们的崛起都与战争有关。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在创造大国崛起的新形式。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但始终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致力于增强综合国力。

第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自主改革创新中实现的。中国始终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地推进各项改革，不断地进行创新，从而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

第四，中国的和平崛起，又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的。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第五，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对任何国家、地区或国家集团构成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大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及外交努力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已经具有全球性影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

1、中国在世界战略平衡中居于特殊地位，并将促进世界多极格局均衡化发展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结盟，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独特的“一角”发挥着有力的制衡作用。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前后，中国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积极倡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多极化的进程。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形成了五大力量中心，中国是公认的力量中心之一。在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所带动的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因素”是明显的。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推动北美、欧洲、亚洲三大中心区域和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五大力量的均衡化发展，中国在国际战略力量中的制衡作用更为突出。

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长期以来同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模范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裁军、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一贯坚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中国不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和合作，积极开展安全对话和合作。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建立了双边或多边安全对话和磋商机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争端的斡旋与调停，在稳定国际局势、抑制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而且反对军备竞赛。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这类武器的扩散。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裁军谈判，多次阐明对裁军和军控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具体建议。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国防战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正在进行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需要。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不仅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而是与之相反，更有利于亚太地区力量的平衡与稳定。

3、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中国全方位、大纵深地参与世界，中国对世界经济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此，英国《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世界经济利润的神经中枢，其增长的缓急和方式的调整都将引起世界发展的敏感反应。全球通胀率、利率、国债收益率、房地产价格、工资、利润和商品价格现在越来越受中国决策的驱动，这可能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深刻的经济变化”[58]。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年均14%，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20.7%。许多国家从对中国的投资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1990年到2004年，外来投资者从中国汇出利润达2506亿美元。到200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448亿美元，遍及149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又从来自中国的投资中获得发展经济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到2020年可能成为世界上头号的经济大国，其产值大约相当于今天组成工业化世界的国家合在一起的年产值。”不论其估计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在不久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到那时，中国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风貌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增强，中国外交也更积极、成熟、自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旗帜，以更加务实、灵活的态度开拓进取，外交工作越来越呈现出新风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一步得到彰显。

1、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沿着“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外交战略布局继续延伸，搁置旧有的争执，加强务实合作，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取得明显成效。除此之外，中国开始对区域性和全球性事件采取更富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作用。如，“9.11”事件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中东问题，多次派遣中东事务特使，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更是进行多方斡旋和协调，耐心细致地做各方工作，推动六方会谈，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中国还多次派出部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帮助冲突地区实现和平及战后重建。中国还自信地参加“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积极主动地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2、中国的经济外交更加活跃。中国广泛地与世界各个地区进行经贸合作，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他经济合协定。通过各种经济项目的合作，不仅缓解了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拓展了国际市场，也使得其他国家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加大。特别是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5项措施，即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化出口买方信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等。这些措施是实实在在的，并得到切实履行。经贸领域的携手合作，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各类各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经济外交的深入开展，中国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寻求“双赢”或“多赢”，进一步塑造了中国“讲合作的大国形象”，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3、中国身体力行地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增加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合作。中国也正从自身文明母体中汲取养分，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展现国家形象，充分显示了不同于强权政治的鲜明特色，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同。

4、中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鲜明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在海外的我国公民利益，外交领域开始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外交为民色彩。中国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不仅面向中国人，而且面向全人类。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对全球和平、全球秩序、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等攸关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关注上，而且表现在对各国人民的面临灾难疾苦的关怀上。如，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国际社会救灾的援助。仅2005年，中国除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家、巴基斯坦大地震提供大规模的援助外，还向美国飓风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向朝鲜、越南提供了防治禽流感紧急援助，向伊朗地震、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乌拉圭飓风提供了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并向尼日尔、布隆迪、莱索托、吉布提、赞比亚、莫桑比克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这些都在在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关怀，中国外交变得更加具有人情味了。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努力，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尽管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一时还难以消除，但现在国际上“中国机遇论”与“中国责任论”的声音已经明显增多。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正进行着良性互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必将进一步加深。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永不称霸、负责任、讲合作的大国形象必将进一步深入人心，中国也必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