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知识图景
——学科、流派与主题
 

陈振明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20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国际政治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IPSA)主席(1991-1994)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在《政治学新手册》的“前言”中谈到当代政治学的新发展时说：“过去二十年［指1975-1995年］中取得的学术成就也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譬如说，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运用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数学模型，另一些学者则使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大力提倡新制度主义，而女权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强。政治学的变化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政治学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建立和加强，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及”。[1](Pxi)下面，我们从学科（分支）、思潮（流派）和主题（理论）三个方面来描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及发展趋势，以便为当前我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分支
        现代政治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主题及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一般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四个主题领域。在1948年国际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舆论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四大领域。《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则将政治理论、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
        1973年美国政治学会划分为下列的八大领域或分支：外国、国际政治制度和行为；国际法、组织与政治；方法论；政治稳定、不稳定和变迁；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内容；公共行政；美国政治制度、程序和行为。
        1983年，一本在美国有一定影响的由路迪(C.C.Rodee)、克里斯托尔(C.Q.Christol)和安德森(T.J.Anderson)等人所著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McGraw-Hill Inc.)将政治学的主题划分为如下十二个方面：即政治哲学、司法与法律过程、执行过程、行政组织与行为、立法政治、政党和利益团体、投票和民意、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比较政治、政治发展、国际政治、组织政治理论和方法论。
        1996年由国际政治学会组织编写出版的《政治学新手册》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论八个基本分支。本书是围绕分支学科来组织全书的，编者认为，该书所围绕的分支学科代表了构成当今政治科学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领域划分为如下十个分支：即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公共政策（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论。
        从学科分支的角度看，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应该说，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综合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两种平行力量，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是相互渗透、相互借用的，跨学科、综合化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就存在。不过学科的融合是初步的，在分化与综合两种力量中，以分化为主。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形发生了改变，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趋势，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的出现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在20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学科的复兴，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新分支的诞生。
        （新）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新分支，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的结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2](P7)
        （新）政治经济学正处于成长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成型和统一，西方学者对于它的对象、范围研究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例如，莱尔(D.Lal)和迈因特(H.Myint)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要旨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以前被看作是政治科学所研究的领域，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选择，这是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2)公共选择，这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3)制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布坎南(James 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理论”，它的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公共选择；(2)产权经济学；(3)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4)规制的政治经济学；(5)新制度经济学；(6)新经济史学。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安德鲁•盖保尔则在题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对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经济学；(2)国家理论；(3)比较政府—产业关系；(4)公共选择。而《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在其1996年创刊号上的社论中，则把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四个方面：(1)比较政治经济学；(2)环境的政治经济学；(3)发展的政治经济学；(4)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从事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学与经济学、国家与市场这三方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又是一个影响在迅速扩大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也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以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R.吉尔平(R.Gilpin)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
        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此外，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杂交还产生了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分析政治学（计量政治学）等分支学科。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转变。这导致了直接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为导向的分支学科的兴起。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向，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学科及流派（如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女权主义政治学等）的发展。
        以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为例。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基本领域之一。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图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为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这推动了一些立足于全球的新学科领域（如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等）的发展。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础上，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东亚、欧盟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并重新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为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了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几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思潮及流派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流派林立，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思潮或流派，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思潮或流派；或者说，既有老学派的新发展与变种，也有新思潮及流派的兴起。在这种思潮及流派的丛林中，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学派）、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多元主义、民族主义、女权主义，还有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组成部分的批判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流派。这些主要的思潮或流派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
古丁(Robert E.Goodin)和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在《政治学新手册》第一章（“政治科学的学科概述”）中谈到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三次革命”：先是行为主义革命，后是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再到目前的新制度主义革命。他们说，看一下《政治学新手册》最广泛被引用的书目，就会发现行为主义革命的经典作品——坎贝尔等人合著的《美国选民》(American Voter)，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利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系统和选民联盟》(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虽然排名靠后，却仍赫然在目。统揽前三名的是随后发生的理性选择主义革命的三部经典作品：唐斯（或译道恩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和最近加入这一行列的奥斯特罗姆的《治理共有物品》(Governing the Commons)。理性选择主义革命虽然没有能完全排挤掉行为主义的正统观念，但却非常成功地取得了与后者同等的支配地位。继续观察这些被引用的书目，我们会看到另一场革命正在发生的证据：“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运动。这场运动部分是与理性选择运动结盟的——这个同盟以“最经常被引用的书”中的《治理共有物品》和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为代表。在一些作者眼中，新制度主义是以决然的、社会学的、反理性选择的角色出现的。这种观点以“最经常被引用的书”中所列的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和斯科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为代表。既承认它是以上两种观点的一种——又同时承认两种观点都对——正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新制度主义具有为复合研究方案提供整合理论框架能力的原因。[1](P24-25)
        古丁和克林格曼还指出，与25年前（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现在政治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声音。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描写女性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因为女性在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方面所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相对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进步较小，部分原因是它的主要规范被披上了一层很高的理论外衣。但政治理论家自然会对它们感兴趣。进一步来说，这些理论也给研究被称为“新政治运动”和旧国际政治秩序解体的学者以巨大的启发，成为他们洞察力的源泉。在任何过去有清晰的结构而现在却没有（或者只存在一些不连续的结构）的地方，后结构理论都能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过程提供精辟的论述。不论当代政治科学是否是完全后现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后实证主义的。它的确已经吸取了很多解释学批判的经验教训。政治生活的许多主观方面，如政治行为者的内心思想活动、意义、信仰、意图和价值观等——都是政治分析的要点。[1](P22-23)
        下面，我们介绍作为当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主流的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
        1.后行为主义。
        20世纪40-60年代是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及其兴盛时期。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70年代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3](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他指出，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方面的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呼吁政治学者关注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价值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4](P322-32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推动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2.理性选择学派。
        理性选择学派(Rational Choice)，又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形式理论”和“实证理论”等，它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政治科学。尽管一些政治学家如赫林(Pendleton Herring)和凯(V.O.Key,Jr.)等人在政治学中早就使用了经济学上的术语，但是，最先使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对诸如选举、委员会和立法团体中的投票行为、利益集团理论等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是经济学家如阿罗(Kenneth Arrow)、唐斯(Anthony Downs)、布莱克(Duncan Black)、布坎南(James Buchanlan)、塔洛克(Gordon Tullock)、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该学派将政治科学建立在经济学普遍公理和假设的基础上，从而使统一的、积累的政治科学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正式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部分——的前景得到了维系。它的基本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特别是短视的、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它的提倡者认为从这些理论前提出发便可能获得关于人类任何活动领域——从买什么和该为它付多少钱、投谁的票、决定与谁结婚、养几个孩子到政党应当怎样谈判和结成联盟、国家应当如何磋商和形成同盟等等的假设。这种理论是精致的、逻辑一致的和数学的，它更偏好于用实验方法而不是观察和归纳来检验假设的真实性。
        理性选择学派（公共选择理论）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之一的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3.新制度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或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在社会科学（先是在经济学中）中重新兴起。新制度主义不仅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分析了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力图证明：除了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的分析应属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新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领域涉及制度理论、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科斯、阿尔钦、登姆塞茨、诺斯、舒尔茨、威廉姆森等。
        新制度主义首先在经济学领域兴起，迅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1984年两位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该文针对当代西方政治学主流，提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如下主要论点：恢复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强调国家和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以及政治和社会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政治分析的出发点；人的行为是由规则驱动的行为而非由自利的偏好推动的行为，要理解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范式；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惟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应当注意历史无效性的一面；政治是一种教育活动，是发现、阐述和表达意义的场所，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个人得以完善自身并推进公共福利，因而与政治结果相比，政治过程更应占有核心地位。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影响日益增强的新流派（人们往往将理性选择学派归入新制度主义思潮之中，当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流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斯坦莫(Sven Steinmo)等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广泛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即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5](P2)霍尔(Peter Hall)和泰勒(Rosemary Taylor)概括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如下四个基本特征：(1)倾向于在广泛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2)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演化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特别关注用其他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来整合制度分析。[6](P938)皮尔逊(Paul Pierson)和斯科波尔则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了历史制度主义三个主要特征：集中关注那些重大的结果或令人迷惑的事件；突出事件的背景与变量的序列；追寻历史进程，以便对事件和行为作出解释。
        三、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怀特•沃尔多在《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一文中谈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的变化。他说：“较早的一代人有见识地谈到制衡、出生地决定国籍、剥夺性立法、经纪功能、配额制度、集团投票、解决的权力、比例代表制、压力集团、主权、二元联邦制、游说、罢免和公民投票、POSDCORB、准司法机构、一致的多数、法庭、泰勒主义、自然状态、单项否决，一致统治、自然法。今天［1970年代初］年轻一代的政治学家用轻快的语气讲出了这样一些奇异的短语：边界维持、交易、认识的不一致、社会的权力结构、冲突的解决、概念框架、交错的压力、决策、机能失调、因素分析、反馈、福特兰语言、博弈理论、格特曼量表、自动平衡、输入—输出、相互影响、模式、多重复归、多变量分析、非参数的、付清、交易流动模式、角色、模拟、政治系统分析、T测验、单位记录仪、变异、当然还有政治社会化”。[8](P90-9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学又有一系列主题创新，并形成许多新理论。现在，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它涉及以前政治学中所没有出现的大量新主题，例如，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性人、产权、交易成本、交换范式、集体行动、制度变迁、政府失败、全球化、现代性、文明冲突、第三条道路等，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同时，对政治学所涉及的传统主题（如国家、政府、政党、阶级、主权、意识形态、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或加以深化、拓展和完善，或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下面的这些主题及理论是必须加以认真探讨的：国家、政府、政党、阶级、革命、团体、权力、主权、精英、意识形态、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官僚制（科层制）、合法化、腐败、治理、政治系统、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文化、政治发展、国家利益、制度设计、全球化、现代性、文明冲突、第三条道路等。
        古丁和克林格曼在《政治学新手册》第一章（“政治科学的学科概述”）中论及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最经常出现的若干主题。首先，在过去25年(1970-1995)中，政治是限制（有限制的政治）一直是政治科学反复出现的议题，而制度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被大量探讨。“新制度主义”的兴起重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和事实、规则和政体都是政治生活中的限制力量。现在这些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在政治科学的几个分支学科都存在，并且是政治科学的中心。
        其次，另一个在当代政治学中反复出现的议题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思想会产生后果。这一点不断地出现在对公共政策的讨论中。用新的角度看老问题、发现新的工作方法、发现新的工作，作为公共问题，这些都是政治活动的精华所在。同样的事情在各国都发生着：民主思想和如何使某种特定政体民主化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无疑是最近世界上不少戏剧性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
再次，在当代政治学中，事实与价值间的差别正在消融（这使得价值分析与规范理论复兴）。有无数理论上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一差别的存在；但只要还能找出二者的差别，就会有道德上的理由坚持价值高于事实，坚持“政治科学应有一个目的”。但最终最有说服力的却是对政治代理人自己也是有价值观的行为者这一点的认同。他们是价值观和行为的统一，偶尔也被人说服（甚至偶尔被理论界的政治哲学家说服）接受其他更好的价值观。
        最后，当代政治学家们越来越想采用可以系统讲述结构、过程和结果关系的复合研究方案。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一个可以驾驭和整合各种层次分析的理论框架，理性选择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因具有这一能力而成为政治科学家们的首选；反过来，这也基本解释了为何它们在当代政治科学界日程表上占据显著位置。同时，那些复合研究方案要求对结构、过程和结果加以“规范的”评估，这样便使得他们将规范政治哲学以一种前代政治学家们所不敢想像的方式引入到他们的研究方案中来。[1](P17-20)
        总之，当代西方政治学已呈现出新的知识图景和发展趋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必须大胆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文明研究的优秀成果，包括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成果。这首先要求我们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新主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开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它的理论内容，推动我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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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