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理论述评
 

杨光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政治学“回归”国家的倾，国家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甚至可以说，美国经济史家诺思正是因为对国家理论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80-90年代一些国家的转型，政治学界及时地贡献出国家转型理论。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就这些新的国家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本文试图进行初步的总结，并结合主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些新的国家理论进行尝试性的评论。

一、吉登斯的国家类型理论
        在政治学理论中，国家类型的分类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君主、贵族和共和政体而展开以集权与分权为标准的国家分类法，以及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的阶级分类法。历史的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术语也比较流行，但是，衡量它们的变量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让人普遍认同的范式进行范畴上的区分，英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吉登斯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
        吉登斯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来考察国家的。19世纪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间出现了影响至今的观点各异的几大社会理论，即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塑造现代社会的核心力量。吉登斯(Giddens)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吉登斯根据国家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将国家形态区分为传统国家(traditional state)、绝对主义的国家(absolutist state)和现代的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区分国家形态的变量是，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还包括其他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特征。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视力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家所垄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
        根据上述要素，在传统国家时代(包括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官僚帝国)，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并表现在城乡差别，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城乡之别不仅体现了阶级差别，而且还表示传统国家行政力量硬盖面的局限性。在任何形式的传统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都被限制在城市之内，同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与一般人民的“民俗”有相当大的距离，从而导致监视力的软弱。城乡之别与监视力的软弱，表明传统国家不是“权力容器”(power-container)，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也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大量的军事力量受制于军阀和民间力。在行为规范方面，许多规矩只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民众没有约束力。
        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时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16-17世纪出现，是大型帝国逐渐蜕变为分立的国家的结果。首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边陲”被定为“疆界”，随之“主权”的观念出现了，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度。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暴力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控制社会提供可借用的体系。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界和主权概念。但是，现代民族一国家只是到19世纪初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其推动力是行政力量、公民观和全球化，而主要的基础是物质资源的增长和行政力量的扩张。物质资源和行政力量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进一步地，商品化使法律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工业的手段，劳动力成为工作岗位的附属品，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此外，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吉登斯以欧洲历史为线索，勾画出分散型、阶级分化型国家(传统国家)向高度统一型、主权型、全民型国家的转型过程。社会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成长的历史，而是权力和暴力的控制随着现代性的成长不断对人的活动产生制约力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制约力本身就是民族一国家的制度，它兴起于近代史上国界纷争的欧洲，但是在20世纪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制度。
        如何看待吉登斯理论的适用性?正如吉登斯本人所说，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史模式只是一种为了理论说明而建构起来的“理想类型”，因而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实践中可能出现地方性的差异。例如，他只是在论述传统国家形态时提及中华帝国的历史状况，而在论述现代民族国家时，他的事例大多来自欧洲。确实，就中国的历史而言，现代化进程似乎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且不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不存在所谓的传统主义国家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区分。就衡量现代化的指标而言，在18世纪中叶甚至是更早以前，就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程度、因科举考试和土地买卖自由而造就的阶级流动性、识字率、城市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中国是最为接近前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一只脚似乎将要迈向现代化的大门，但是却总是跨越不了现代化的门槛。[l]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中国，自有城市以来，作为现代化重要指标的城市不是商品经济的集散地(因为中国农村很早就有自成体系的集贸市)，而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使得中国的城市并不是上层阶级的向往地，农村更适合那些富有的阶层;国家权力的控制力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就相对强大，但是发达的行政管理系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不能有效地渗透到乡村，是因为家族的势力异常强大;自古以来，人们只有家族的观念，没有国家概念，等等。上述现象直到国民政府时期才有了初步的改观，但是，北伐革命后统一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国民党政府并不能有效地对国家行使权力。因此，更严格地说，共产党革命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变革，它还真正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延伸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一改传统社会高度集权下的蜂窝状的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国家权力控制力。简单地说，中国国家的演进与欧洲社会迥然不同，事实上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可以归类为传统主义国家和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国家的起点是可以争论的，同时中国的传统主义也与西欧的传统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是，吉登斯所总结的从国家一社会分离到国家一社会高度融合的过程，应该是各国的共同历程。正如后面的国家理论所显示的，不管是否喜欢国家，无论是早发达国家还是晚发达国家，国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柱性力量。现代化过程事实上就是国家权力不断地融人社会的过程，这在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区别。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主要集中讨论制度变迁学派的国家目的悖论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在研究什么样的产权是最有效时批判了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理论，认为不是市场而是国家在决定着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只要存在完全的竞争和充分的市场，交易者就能实现最有利的交易结，资源就能被有效地配置，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据此，制度和法律是外在的，或者说是保护充分竞争的工具。这样，市场的运转被假定为完全无摩擦的过程，而且人们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但是，撇开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就难以理解交易过程本身。因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了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进行合约的谈判、对合约执行的监督，等等。这些费用不仅无法存在，而且有时高的使合约难以达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产生一些用于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的不同的制度安排。〔2〕进一步地，是谁在从事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能是交易双方，也可能是交易之外的第三者。但是，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第三者，都可能因为监督的成本太高而无法达成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样，最为权威的制度安排只能是来自国家，国家是交易规则的最终制定者。
        如果说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在个案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理论，那么将这种国家理论进一步放大的则是以经济史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学派。本着更宏大的目的，诺思将产权学派的国家理论运用于国家兴衰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从中得出的国家目的悖论理论震撼了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甚至可以说，诺思是因为研究国家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诺思教授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主要包括产权学派的国家决定性理论和制度变迁学派的国家目的悖论理论，但是国家税收增加。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事实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弓}起的费用。 而这似乎并不矛盾，因为国家税收的增加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但是，诺思教授对经济史的考察发现，“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的收人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弃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机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使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3](P25)这种持久的冲突也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
        通俗地说，有效的产权组织能够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甚至可以缴纳更多的赋税供统治者支配。但是，有利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却可能不是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基础之上的，而可能是建立在无效的产权组织之上，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时，就可能削弱了无效的产权组织，从而构成对统治的经济基础的挑战，因此，统治者又可能有意识地保护无效的产权组织而遏止有效的产权组织。而当有效的产权组织的发展受到遏制时，整体税收就会减少，因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当国家不能发展时，是统治者和民众的双方的损失。正如诺思教授所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如果实力接近候选统治者的集团的财富或收人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那么统治者就会受到威胁，因而，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和经济制度能够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有效率的产权也许导致国家的高收人，但与那些较无效率的产权相比，由于高交易费用(监督、检测和征赋税)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因而统治者常常发现他们的利益所在与其说是准予垄断，不如说是导致更激烈竞争状况的产权。;因而统治者又会鼓励有效的经济制度的发展。
这样，统治者面临两难选择，即在保持能使租金最大化的垄断性的无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收人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由此导致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的内在不稳定性。但是，统治者必须选择，尤其面临“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况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者面临着或者死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选择。
        诺思教授论证道，17世纪是欧洲各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英国和荷兰领先于其他国家，是因为国家所建立的产权结构、税收制度使统治者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最小化;而法国和西班牙的落后，是因为国家所建立的产权结构和税收制度明显有利于皇室而不利于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产权学派的国家作用理论和制度变迁学派的国家目的悖论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兴与衰，同样可以解释第二批和第三批现代化国家的成功与失败。
        以德意志帝国为例，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德意志要比英国和法国晚200年到300年。虽然作为民族国家的德意志的出现是工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政治。首先，1834年的关税同盟使德国经济成为国家性的，而不再是地区性的，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并由此推动着国家的统一。其次，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使德国经济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很快成为欧亚大陆强国。但是，同样是政治上的问题，为德意志帝国以后的灾难埋下祸根，灾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在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身上。帝国的教训是，集权主义政治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却不能保有经济增长的成果。
        以俄国为例，在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通过彼得大帝的西方化的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初具规模。但是，在经济现代的同时，却形成了同时代最落后的农奴制度，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的现代化。农奴制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虽然曾打败过侵略军拿破仑，镇压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法国纵横裨闺而成为强国俱乐部的一，但是当1854-1856年与英法等联军交战于本国的克里米亚时，却败得没有任何尊严。1861年对农奴制的改革也并没有真正地克服由来已久的瘤疾，1905年又败在新兴的民族国家日本的面前，又引发了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历程说明，当旧制度遭遇新型国家时，旧制度总是不堪一击，尽管日本也同样是一个帝国。
        再以日本为例，直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惟一一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并跻身于强国俱乐部的亚洲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和德国以及其他后发达国家一样，政治规则或者国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川幕府政治使日本像一个个分裂的地区性经济，没有任何战斗力。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在2。多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并敢与欧洲强国一决高低。1895年日中之战日本得到了在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统治权，1905年的日俄之战日本得到了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殖民权。必须指出的是，在1894-1895年的甲午之战中，中国海军的战舰性能优越于日本，却败给日本，割地赔款。这说明，日中之战、日俄之战不仅仅是军队的较量，更是制度之间的较量。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建立在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之上的，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旧制度，因而为其自我毁灭埋下了祸根。
        最后，以晚清以前的中国为例，如前所述，虽然在很多指标上中国是一个最为接近现代化的国家，但是总是跨越不了现代化的门槛。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宰一切的专制主义对现代化本身的排斥性，使得中国明朝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而不。与英美法比较，新兴的民族国家德国和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依靠政治的杠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政治上的旧制度却为这两个国家留下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弊端。制度上更加陈旧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更加外强中干，不仅无法与新制度的英国和法国匹敌，就是见到日本也要俯首称臣。制度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比较考察20世纪一些国家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国家的形态、国家的目的和国家权力的渗透性，更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自由民主国家转型时期。在西方政治学家看来，向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转型的集权主义国家包括两类，一是以韩国军人政权为代表的东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威权主义国家，一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这些国家的转型不同于吉登斯所说的国家的演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突变。这种政治上的突变为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国家理论的机遇，虽然此前政治学家并不能预见这种政治变化的突然性和变化的广泛性。
        根据上述国家政治变迁的制度背景、国家转型中的反复性问题，政治学家制造了很多解释性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国家转型的条件的总结。
        国家转型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公民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经济发展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从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根据西方和转型国家的经验，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但是中产阶级是在既定的体制中产生的，因而他们希望改变它而不是推翻它。第二，经济发展使各个团体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资源分配的过程越来越不是零和游戏，妥协和宽容精神得到培养和提倡。第三，市场本身教会公民自立、多元化、宽容以及不要期望过高，这些态度正是维持民主体制所必须的公民文化。第四，国家对于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新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新的政治力量恰恰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那些握有这些生产的有产阶级要求有一个他们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体。第五，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人不平等，但是从长期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人分配。民主既不与完全的经济平等相容，也不与收人的巨大不平等相容。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收人上的不平等，因而有利于民主的成长。应该说，上述民主条件主要是对于威权主义国家。

三、国家转型理论
        以1974年葡萄牙军人推翻独裁政权为起点，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为标志，是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集权主义国家向西方的困迁的经验性研究。但是，正如很多西方民主理论家所说，民主政治是西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在其他地区的实行状况和扎根程度，取决于该地区对于民主政治的认同程度。
        国家转型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某些变迁?毫无疑问，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计划时期的中国相比，民众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基于这种自由之上的公民权利。但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很多奇特画面不是国家转型理论所能回答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民主的最大成就是农村的村民选举，而不是城市社区中的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选举。这说明，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收人越多的人群，在政治参与上就越积极。中国的这一民主进程为国家转型理论提供似乎相反的例证。能否用国家转型理论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行为，还需要观察和论证。
        不管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验，新的国家理论是社会科学家们对于人类文明变迁的经验性总结。对中国解释的限度恰恰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尽管存在霸权性的社会科学范式和话语，中国文明变迁的特性和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本身，都为丰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学理论发展有着类似的轨迹，新的国家理论似乎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贡献，只有国家转型理论是政治学自己的。当然，这种学科划分本身就是作茧自缚，吉登斯会自己定位为政治社会学家，诺思则会定位为政治经济学家。一叶知秋，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的发展是学科交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2]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A].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