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问题研究述评
 

刘军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学术史上古老而常新的话题。除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始终关注外，现当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纷纷加入其中，使该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国外的研究新进展
         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新水平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理论成果表现在国家起源动力因素和演进过程两个方面。
         对于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研究，先后有四种理论：卡内罗的战争说、哈纳和杜蒙德的人口压力说、拉恩杰和赖特的贸易说，以及亚当斯的综合变量互动说。卡内罗的战争说认为受到地理和社会限制的农业聚落之间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短缺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频繁的兼并战争，直到一个区域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为止。这就是国家形成之路。[1]人口压力说的哈纳认为，由于农业导致大规模的定居，人口密度增加，使土地和资源短缺而价值提高。对于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使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向超家庭的社会关系发展，在社会内部会产生一种世袭的体制，并形成集中的军事和政治结构。杜蒙德认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这种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土地和其他资源私人拥有和世袭体制的发展。拉恩杰和赖特等人则认为，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力是通过管理包括基本生活资料在内的大范围贸易系统而得到完成和加强的。具体而言，又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区域之间的贸易是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国家最初产生的媒介；另一派则认为区域内的贸易是以融合为基础的国家最初产生的媒介。由于强调单一变量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因此，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在总结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变量互动的综合说。他至少讨论了12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即国家的形成做出过贡献。他还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文明是一种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划分的等级社会。[2]
         对于国家起源的演进过程研究，有两种理论模式：“酋邦”和“分层社会”。摩尔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演进模式，近来颇受诟病。美国学者塞维斯提出了以“酋邦”为核心的四阶段演化模式：原始群(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他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3]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则提出了以“分层社会”心的四阶段演化模式：原始平等社会(egalitarian-society)——等级社会(rank-society)——阶层社会(stratified-society)——阶级社会。然而，弗氏的四个阶段和塞氏的四个阶段并不重合。其中主要是酋邦，它跨越了等级和阶层两类社会。弗氏的国家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4]酋邦理论也受到一部分学者的置疑。如有学者认为酋邦是进化路上的死胡同，世界上没有那个酋邦最终能进化为国家。还有学者认为酋邦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体现国家起源问题研究总体水平的集大成之作，即在荷兰海牙1987年出版的由克烈逊(H.Claessen)、斯卡尔尼克(P.Skalnik)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和《国家研究》。尤其是前者几乎囊括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所有重要学者的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两大发展趋势：
         其一绕开酋邦的是非争论，讨论从前国家社会演变到国家社会过程中某些机制的作用：一将再分配机制的发展看作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二从信息加工方式的不同，看两种社会类型的不同和演变。
         对于再分配机制的作用，美国学者阿诺德认为，原始社会是一种平等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他认为，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人们才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强化。[5]
         对于过渡态社会（酋邦）和国家社会的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信息加工方式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酋邦和国家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等级结构。酋邦的内部没有分工，首领必须同时加工处理所有的信息，并将决定直接传达给酋邦中的每一人。但他能处理的信息总是有限的，一旦酋邦想通过侵略和制服寻求扩张时，他的信息加工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决策的质量也很快下降。挽救这种信息传输失败的一个途径，是通过调节地方领土范围，将土地赐给酋长的儿子或近亲，使他们变为次一级的酋长，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翻版。当大酋长去世时，其他酋长就会起而争夺正统地位，因此，酋邦在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国家首脑的信息加工方式是有复杂分工的。国家机器能将各种活动分成不同的类型，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完成。首脑可以将权力下放而不担心权力失控，因为下级统治者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信息。上级统治者还可通过自己的渠道或与其他统治者的信息传输，来识别和修正下级给的虚假信息。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三到四级管理阶层的诞生，并常常伴随着对邻邦扩张、吞并。可见，酋邦有不可突破的信息加工和传输的制约瓶颈，其扩张和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必须代之以专业化、等级化的官僚体制，酋邦于是进化为国家。
         其二探讨部分早期国家延续和灭亡的原因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人们发现大部分的早期国家都是短命的，这促使一些学者努力探讨国家崩溃的原因，挖掘其现代借鉴意义。泰恩特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维持复杂社会所需代价和社会剩余产量之间关系的消长是文明兴衰的关键。当大部分能量和资源被用于祭祀、贵族奢侈消费以及公共建筑和陵墓的营造，而不是供养民生时，社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6]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人类的生存一般都采取一种“最省力”原则安排活动。然而，早期文明充满了权力的物质表现，“最省力”原则完全不适应于祭祀、建筑和奢侈品的生产，神权是对能量和资源的奢侈浪费。这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难以逆转的能量透支拖垮了社会的政治体制。美国学者科则从宗教体制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制约的原因。他指出，宗教是维持现状、创造现状、也是毁灭现状的一种力量。[7]这正如柴尔德早就指出的，当人类的行为被神权机制制度化，并被宗教定为神圣，那么任何变动就会被视为违禁。这样，过度僵化的宗教体制会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并成为导致社会崩溃的导火索。
         二、国内的研究状况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传入中国，我国学术界的国家起源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堪称开山之作。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和国外理论的进展，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
         1982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将中国国家的起源前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比流行观点提前了500余年。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意义最大：首先突破了长期以来禁锢学术思维的两个怪圈，即中华大一统和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作是历史本身的误区；其次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取代以前中原文明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国家演化模式。历史学家李学勤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1997年）一书中，认为国家形成的标志是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以及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
         此外，以王震中、谢维扬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也较有创新意义。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994年）中，王震中在国家权力的表现——王权上，列出了神圣性和宗教性、军事性、等级分化的族权等三项来源和组成，并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以都邑国家及其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出现为焦点，并体现在祭祀和战争的政治生活之中。在《中国早期国家》（1995年）中，谢维扬列出了早期国家的五个特点：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与集权相关的政治机构；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具有领土观念；具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另外，他提出了国家演进的两种模式：部落联盟和酋邦。通过前者产生出来的国家具有民主的性质；通过后者产生出来的国家是专制性质的。但他的研究有两大缺点：一是没有区分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二是没有充分检讨摩尔根模式的缺陷，仍将它视为希腊早期文明产生的正确途径。
         值得注意的还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的研究。他的《中国青铜时代》和《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有较大反响，对恢复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世界地位意义重大。他提出世界各古代文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西方的，以突破性社会演进方式为特征，这是非常规的文明；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其社会演进过程以连续性为特征，以中国文明为最典型。张光直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重视不够，过多强调巫术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生产工具等生产力要素在国家起源中的意义估计不足。
         王东于2002年推出了《中华文明论》一书。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从哲学高度系统探讨中华文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国家起源问题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创建科学的马克思国家起源论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赵家祥、丰子义合著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梳理和研究，对我们研究原创国家的特征和演进过程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进展，但也存在诸多缺憾。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虽理论较为活跃，但在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仍然没有获得十分肯定和明确的结论。许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还停留在假说阶段，结论既不确定，空白点也很多；其次，西方的研究在一些重要的早期国家个案研究上还比较薄弱。譬如在《早期国家》中，就缺少对苏美尔和克里特这样最早的国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有关论述，在资料上比较陈旧，基本上没能反映中国学者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与西方相比，也有很大问题，存在一定差距。第一，中国的国家起源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主持，研究方式常表现为基本材料的梳理和考古证据的罗列，缺少鞭辟入里的理论阐释。而国际上的研究，除了历史学、考古学之外，还有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学者的共同参与，其探索更加注重社会演变规律的探讨和历史过程的重建，它的研究价值也就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第二，我们的研究往往以历史编年学为导向，最为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确立早期国家的起始时间以及更替的年代，便成了我国学术探索的焦点，对国家起源的过程和演进机制涉及甚少。而国际上的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其焦点是国家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结构的共性和个性。第三，我们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特殊性，忽视了其中包含着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进而对中国国家乃至文明起源的世界历史地位估计不足，低估了它的普适价值和现代意义。
         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要迈向新的高度，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学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视上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起源的经典论述，从而导致一系列失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8]。由此可见，对于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单纯的冲突论者，而是将冲突论和融合论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而不是照搬个别语句。国家理论要发展，就有必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
         第二，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借鉴国际学术界积极的研究成果，并追踪最新研究趋势。首先，借鉴国际学术界最新理论成果。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诺奇克认为，关于国家起源的“古典契约论”的问题不是内容上的不完善，而是整个思路就不对。为此，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国家起源理论——反契约论。在这一理论中，国家的起源分为三步：支配的保护性团体——超弱意义的国家——国家。[9]这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打破了传统政治哲学中“自然状态”与“国家”之间的僵硬界限，说明国家诞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增加了人类历史的连续性和可理解性。其次，追踪国际最新研究趋势。国际学术界目前较为关注的问题是，早期国家起源和演进的过程的动态研究，以及其演进道路的多样性考察和比较研究。
         第三，立足于中国实际，在坚持国家起源问题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特殊道路，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特殊意义。譬如，中国早期国家并非按地域划分国民的结果，中国古史在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很久，社会的基础依然是氏族，而不是按地域划分的国民。再如，中国早期国家既表现出镇压和统治的性质，又具有浓厚的仁慈性质。而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以占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神权占有重要位置。早期国家形态下的神道设教，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虽然有为统治者服务的方面，但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广大民众的一种人文关怀，这与中国早期国家的仁慈性质有相通之处。凡此等等，都表现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性，而这些特点正具有现代国家未来发展需要借鉴的价值因素。

【参考文献】
[1]　Carneiro.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J].Science,1970,(169):733-738.
[2]　Adam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M].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6.
[3]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M].New York: Ran-dom House,1962.
[4]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M].New York: Random House,1967.
[5]　Anold. Labor and the Rise of Comples Hunter-gatherers[J].Jourm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93,(12): 75-119.
[6]　Tainter.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7]　MD. Coe.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esoamerican State[A].In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9]　Nozick. Anarchy,State and Utopia[M].New York:Basic Books,1974.

《北京行政学院学院》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