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十个因素
 

赵海月 戚焕民

         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主体的普遍性、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民主内容的真实性， 使政治破天荒地“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而成为“人民的事”[2]。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繁复交织，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仍然存在着制约公民参政的因素，公民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现象。那么，在人民主体地位确立并有保障的政治环境下，我国为何还存在与政治现代化潮流不相适应的政治冷漠现象呢？对此问题，我们应从新的视角来作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元性的思索。
        第一，历史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势影响着公民的参政意识。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国家，历史上的政治生活曾经长期地为少数特权者所操纵。他们以“正统”自居，剥夺民权，使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劳苦大众长期过着被奴役、受压抑的生活。这是其一。其二，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血腥屠戮犯禁士人，使大多数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不谈时事，不问政治，以苟全性命。这种历史阴影对我国公众的社会心态有较大的遮盖。其三，专制君主为其官僚机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窒息了人们的头脑，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要想进入官的行列，就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漫长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积淀于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对我国公众的社会意识具有较强的侵蚀。“政治冷漠”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二，经济不发达制约着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是携手并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层次愈高，其政治参与层次也愈高。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人们为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节省，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才可能以更多人力物力去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亿万群众普遍地具有参加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担任管理工作的能力；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社会才可能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看，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公民参政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些物质条件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公民中许多人对实施他们的权利或履行他们的义务漠不关心是情有可原的。
        第三，科技水平不发达，是制约公民普遍参政的重要因素。先进、便捷、快速的交通、通讯和新闻传播媒介，是提高大众普遍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低、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这就决定了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质生活还不发达的中国实行全国范围的直接民主制是不现实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及其应用设施的改善，一可为民众进行政治交流和社会沟通提供便利条件，二可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设备支持。科技进步与政治参与成正比。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电子邮政、通讯卫星、电视广播网双向或多向信息交换系统，就有可能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全民切实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第四，清明的政治，减弱了公民参政意识。如果一个公民坚信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无论怎样都会很出色，那么就不大会介入政治。大量经验材料也表明，在相对清明的政治态位下，多数公民都倾向于避免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只有当政治气候较为恶劣的时候，人们才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参政愿望和政治热情。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只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确定和利益实现都能得到基本保障，那他就会减弱政治参与意识。在我国，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人民的利益而展开的，因此政局稳定，政策开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五，文化素质不高影响公民的参政程度。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 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3]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基础。据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4]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我国的教育文化总体水平还不高，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我国民主建设的步伐。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时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5]
        第六，体制不健全影响公民参政的“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有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政治体制尚不具备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时，过速的政治参与就会造成政治动乱。因此，政治文化的迅速变动与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与民主发展水平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有一个“度”的界限，否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给党的国家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
        第七，民主法制不完善阻碍了公民参政的主体意识。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极大地压抑和侵蚀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6]因此， 肃清“长官意识”与“顺民思想”的社会氛围，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以法制代替人治是保障公民参政的根本所在。
        第八，政治透明度不高是影响公民主动参政的因素。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有着内在的关联。“政治参与要求接收一般的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7]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的中央集权领导以及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使人民群众很难对政治过程有明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的主动参与程度。人民群众了解和讨论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重大情况和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增加对党务和政务活动的报道，健全和开辟正常的、经常的、多种形式的渠道，是保证公民积极参政议证的有效手段之一。可以说，政治透明度不高也是我国政治冷漠现象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九，功效维度影响着人们的参政态度。功效维度体现了事物对人的实际利益的大小。在现实生活中，功效维度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所有，而忽视公共事物；对于公共事物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政治生活上，人们对形式主义极为反感。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为例，“对政治学习持否定态度的同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3.04%， 出现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许多同学认为学校的政治学习内容空洞、拘泥于形式，这种学习纯粹浪费时间。”[8]人们对社会或共同问题的关注如果得不到政治组织的回应，就会消减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譬如，人民群众强烈痛恨的腐败现象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就必将大大弱化人们的政治使命感，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公民政治热情的因素。
        第十，挫折效应对政治参与产生消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翻身的人民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政治大搞政治欺骗、政治愚弄，严重损害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运动或事件，可能导致人们政治观点及态度的根本转变。”[9]巨大的心理挫折及其生发的晕轮效应，就使得人们视政治如畏途，消极地适应政治环境，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自发地减退政治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通过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从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只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发挥创造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迅速前进。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2]《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3]〔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5]《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785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第332页。
[7]〔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
[8]马永良、吕志良：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化的述评》，《社会科学学刊》，1988年第2期。
[9]刘振洪、高民政、文新明主编：《政治学导论》， 内蒙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