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

白锐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发展”专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专门领域。我们试从政治发展的目标与进程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政治发展理论加以总结。

毫无疑问，当人们论及“政治发展”时，就是在论述某种政治形态的线性演进，是在论述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进程。因此，政治发展研究甫经着手，研究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发展有目标，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进行认真的探究，我们会发现“政治发展”这一术语的确是已经隐含了目的论(teleology)意义的。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阐明的那样，人类政治是一个在自然限制中加以主动选择的过程，各国政府的运作无不是有计划的组织行为。对政治发展研究的不少责难都集中在其目的论本质上，然而很显然，政治发展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目的并没有错，只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历史一刀两断，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农业与工业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二分法认识各个不同国家的复杂政治情况。此外，在政治发展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以西方化为准绳。其实就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而言，此二者的内涵由同一到交叉、再由交叉到不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毋庸讳言，政治发展的早期目标只能是西方，相关的意识、概念和政策都是来自西方，即如政治发展研究本身，也是由西方而起的；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逐渐转型，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会迫问，所有的国家都只能以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为照抄的榜样吗？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尽头就是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吗？此时更多为人所关注的是各国在地理、人口、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答案自然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就是某些现代要素的实现，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寻求政治发展目标中的核心价值，非西方国家的崭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出现，未尝不是为世界政治发展多样化所作的贡献。亨廷顿说：“在更晚近些时候，非西方的价值、态度、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种种信仰）已经在众多不同的情形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历史中的逐渐隐退，随着精英们日益为自己的文化所培养而不是由巴黎、伦敦或纽约来生产，随着社会中不为西方文化所浸淫的大众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主要西方大国的全球影响力继续降低，各种本土文化自然也就在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于是，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第三世界在继续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一场反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的进程中。”[1](P.26-27)但是，现在断言政治发展就是要走一条非西方化或者反西方化的路子，抑或断言政治发展是走一条西方化的路子，都为时过早。因为一方面，种种发展的理念和指标目前都还是来自西方，现代化就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几乎都是非西方国家里最为西化的国家；另一方面，现代化显然并不就是照搬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各个层面的一切事物。对于政治发展研究而言，政治发展目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我们坚信，支配政治发展的实质性进展的，是存在于政治发展目标中的核心的政治发展理念与观念体系，而不是一个成形的政治发展样板。从学者们在政治发展进程方面所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为什么存在着一套关于政治发展的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及大致是一套什么样的理念与观念决定了欧洲国家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比其它国家先行一步。

先看看下面这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它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较为典型的表述：“（政治发展是）传统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变迁进程，它经常是同其它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导致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分化的政治体系，也导致一个更为明确、更为整合的政治社会。……在对发展这一术语的运用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概念难题。如果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会以某种方式遵循西方民主国家或者欧洲共产主义国家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极其荒谬的；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发现，政治发展进程中似乎存在着某些一致的趋势，比如：不断增加的社会与政治复杂性；政治角色与制度的专门化；受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团体的扩展；大众政治化（如以公众政党的方式）；全国性政治问题比地方性政治问题更为突出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社会与经济领域不断加强的相互联系。”[2](P.101-102)上述内容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政治发展进程中实质性的因素。虽然具体提法有所差异，但类似的意思已经为阿尔蒙德、亨廷顿、白鲁恂等政治学家表述过。白鲁恂对政治发展的定义显示出政治发展进程的多个方面，颇有启发性。这些方面涉及到经济发展、工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民族国家形态、行政与法制的发展、大众动员及参与等等[3]（第30页）。亨廷顿亦将政治发展的进程表述为：(1)权威的理性化；(2)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权威的发展；(3)一系列吸纳边缘性的社会组织与阶层以进行政治参与的逐步的过程，并进一步认为此三者正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个本质规定性，欧洲大陆、英国及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是这三方面不同程度的体现[4]（第87-91页）。不过，对于政治发展最精要的概括莫过于阿尔蒙德了，他从结构一功能主义的角度，认为政治发展无外乎是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结构的分化[5]（第22-27页）。综合观之，这些政治学家所强调的实质上就是政治职能分化、政治文化世俗化、官僚体系理性化、社会政治化等等诸方面。

可见，在已经出现的主流政治发展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都依据自己的研究范式，将政治发展进程归纳为几个简要的核心理念与观念的展开与实现。虽然这些杰出的政治学者在具体的政治发展理念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自然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是他们都不会反对：政治发展的进程实质就是一个实现政治发展核心观念与理念的过程。而这些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发展观念，虽然是由现代的政治学者加以深入整理与明确表述，却早已为近代甚至更早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所认识，这些思想的火花由他们薪火相传，终于在20世纪蔚为政治发展理论的燎原之势。不难看出，无论研究者们如何表述，政治发展理论的焦点最终都集中于政治发展的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化两个方面。因此，我将从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两个指标——结构分化与文化世俗化——中去寻找历史上的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从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观念与文化世俗化观念的萌生与成长这两条线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因为言及结构的分化，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一种成熟的制度理性。

二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注意到，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思想的整理只局限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政治学界，是一个不值得提倡的做法。现代政治发展研究中的诸多观念、理念及研究工具，早已经出现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或许更早时期）的理论家的论著当中了。首先，政治发展理论中所注重的进步主义倾向，是近代以来的数代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重点所在。一般说来，进步主义者坚信人类由于自身控制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而正在经历着从低级向高级的线性发展，在这一点上，持乐观主义信念的政治发展理论家们是没有异议的。有现代的西方学者如此论道：“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相信进步的。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由于认识到人类在不断地增强能力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狄德罗常常说自然是人类的永恒敌人），因而产生了对进步的信念。然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同样对这种进步抱有信心。”[6]（第189页）事实上，进步主义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层底色，虽极少被言明，但是它始终存在于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假设当中，只要进行政治发展的研究，进步主义就被作为公理而接受。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诘难也正是从对进步主义初设的怀疑开始的。现代的政治发展理论家将人类社会的进程以“传统—现代”二分法加以概括，以此将进步理念加以具体的理论化。由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乃是政治发展研究的先声。“此书在知识界起主要影响的是阿尔蒙德所写的导言，其次是科尔曼所写的结论。他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把政治体系的一般概念应用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阿尔蒙德使用这个框架把‘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加以区别。发达的政治体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发达的政治体制是传统社会的特征。”[6]（第59页）以此而论，给政治发展研究以极大影响的进步主义虽历二三百年的历史，并未有大的改变。

进步的动力来自于人类理性。托克维尔观察了19世纪的美国，得到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7]（第471页）这样一种信念是普遍存在的，在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们看来，社会政治进步的实现，全依赖于人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充分体现。“理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自然，个人的理性是天赋的，是任何社会与任何历史阶段的人们都可以拥有的。但是，人们每每发现，个人的理性却时常成为社会的极端非理性，因此理性还有其社会理性的一个层面。尽管我们难以清晰地判定理性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界限，但此处的理性一词还是更多地指理性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即个人理性累积而成的制度理性。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已经出现在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的政治思想家的视野当中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政治进步与人类理性的观念乃是随着近代以来人类控制自然与外在的历史力量的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具体而言，理性所指的是人们对于行为目标的选择与明确，阿奎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性”的。他认为理性就是“抱定某种目的行事”，就是作某种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选择[8]（第43页）。具体到制度上的安排，阿奎那认为理性的内涵是非常明确的：“当事物是这样地针对着某一目的而被安排的时候，有时会发现方向指导得正确或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地，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了。”[8]（第45页）

阿奎那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的能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前已述及，理性可以表现在两个层面上，而这两个层面可能发生尖锐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在洛克那里是不存在的，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自然法则——也就是理性——不仅指导着一切个人，也指导着全人类[9]（第6-7页）。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阿奎那那里所表现出来的人们对于制度设计上的理性能力的自信，于洛克处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落实。从原则上说，人们之所以是平等的、自由的、完备的，完全是由于人们都拥有天赋的理性，是由于“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人世间的共同尊长，他们正是处在自然状态中。”[9]（第14页）这种因人类理性而出现的自然状态是和平而自足的，这是与霍布斯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政治社会的建立也正是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亨廷顿所说的权威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从其原理上是以洛克所阐述的这一观点为根源的：“在任何地方，不论多少人这样地结合成一个社会，从而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9]（第54页）这不啻是在表明，所有个人理性的集合，可以构成一个政治社会。在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的演变过程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乃是一位里程碑式的思想家。韦伯所阐释的关于理性主义的一系列内容，包括世俗化、合理化的科层组织、事务程序等等，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构成要素，而韦伯的研究范式也无疑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主流范式。现代政治发展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几位学者对于政治发展进程的概括，都无不显示出韦伯的巨大影响。例如，阿尔蒙德将政治发展抽象化为结构的分化与文化的世俗化，亨廷顿则将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权威的理性化、制度化及参与的普及，白鲁恂(Lucian W.Pye)归纳出政治发展的10种含义，等等，未尝不可以视作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者是以新的理论工具对韦伯的理性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阐释。虽然表述各有其不同，但从韦伯的下面这段话里，我们能够明白无误地考察出见诸20世纪60年代研究政治发展理论的学者的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思维：“只有在西方，有过在理性的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在那里，现代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10]（第719-720页）基本上，注重专业化和注重效率的工业理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有效制度，成为主流政治发展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奇尔科特就这个问题评论道：“韦伯思想中的细微差别无疑是值得仔细研究的，因为他对本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描述方式已经构成对今日比较政治学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发展模式。科层制的合理化，政教分离之导向世俗化，以及议会主义的逐步体制化都成为该模式的组成部分。”[11]（第139页）

就此而论，说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成就了“二战”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之主流，并不为过。

三

据说克罗伯(A.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两位人类学家归纳出160多个关于“文化”的界定，而最后将文化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12]（第2页）。从政治学的视野中观察文化，与这个观点并无太大的出入。例如，阿尔蒙德说：“每一种政治系统都建基于特定政治行动取向的格局。我发现把这种情况称为政治文化很有用处”[11]（第238页），在后来更加明确地认为“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5]（第15页）。政治发展的第二个重大的方面就是文化的世俗化，因此，在政治发展研究中讨论文化，也就是在讨论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整体价值观，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取向向世俗性转化的过程。文化世俗化，指的是人们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态度观察世界，从而改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因为“文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5]（第23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下，这一文化世俗化的进程显然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发展历程的，它一方面是同神学体系与神话价值观相分离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凸显人的地位与人的认识能力的过程，从实质上而言，这两个过程乃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我们即循此两个方面的线索来对文化世俗化的思想根源加以剖析。

在刚刚脱离中世纪时，一切学问与思想都需要摆脱神学“婢女”的地位。中世纪时的“人间寰宇不再是一个泪之谷，一个在朝圣途中走向彼岸世界的处所，而是一个提供异教快乐，名誉，美丽，和冒险机会的地方了。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8]（第589页）显然，如何处理基督教教义与近代世界的矛盾，成为思想家面前的主要课题。阿奎那的“理性”概念并未同神学因素完全分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为近代意义的理性主义文化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在阿奎那的思想中，理性并不是同神学的先决论相矛盾的，相反，理性与人们的信仰是一个灵魂体系中的两个层次。表面上，阿奎那的思想仍然具有浓厚的调和色彩，但实际上他已经为人类的现实生活在中世纪保守的神学文化当中寻得了一席之地。例如他说：“尘世的幸福生活的目的是享受天堂的幸福，所以君主就有责任来促进社会的福利，使它能适当地导致天堂的幸福；坚持一切能导致这一目的的行动，尽可能不做任何与这一目的有矛盾的事情。”[13]（第87页）这是以上帝的名义，表达现实政治中对君主的要求，也是在表明，君主在世俗的政治生活中有能力对于政治事务进行利弊的权衡并对之加以选择，不仅如此，他有义务进行这项功利主义的工作。虽然仍要借助神学的名义，但是世俗政治的价值已经获得其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现实的价值可以不必时时受到神学价值的束缚。这无疑成为政治生活摆脱神学控制的第一步。不过，阿奎那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他的理论目的还为了调和人类日益增长的认识自然的能力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世俗政治生活优良与否的标准，仍然是来自天国的。阿奎那的政治理论对于旧的神学理论并不具备文化世俗化所需要的彻底的“颠覆性”。但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里所表达的思想，虽仍是运用神学的概念，却已经具备了这种颠覆能力。他说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把信仰与哲学分开”[14]（第194页）。人类的自由，在斯宾诺莎那里，最根本的在于思想自由。因而从实质而言，基督教的教义都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信仰全然以个人的自由为基准。“因信称义”，信仰不是根本目的，个人自由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尤其如此。斯宾诺莎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忿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14]（第272页）这是人们从中世纪神学价值观中解放出来，明确主张世俗文化价值观的革命性的宣言。以政治中的文化世俗化而论，阿奎那和斯宾诺莎代表了这一历程的两个重大的阶段，即人类政治理性与神学的调和阶段和政治理性战胜神学的阶段。自此以后，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开始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得到人们的认可。

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不单单是一个哲学同神学相分离的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逐渐凸显个人地位与尊严的过程。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化世俗化，因为真正有利于政治发展的世俗文化，乃是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化，它最终会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和规划社会与政治事务。不能设想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能力还没有得到尊重的情况下，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能够实现某种政治发展。中国自古是一个宗教气氛淡薄的国家，很少对彼岸世界作过多的玄想。“未知生，焉知死”，眼前的事物都还没有思考清楚，身后之事就不必劳神了，更何况是天国的情形呢？然而这样一种现世文化却并不是政治发展所需要的世俗文化，因为我们所言的世俗文化，是以突出个人地位和个人能力为其精神的文化。以西方政治思想论，自与神学分离以来，个人自由和个人理性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非常重要的理念。在洛克那里，个人的地位虽然还不至于重要到可以因其利益受到损害而反抗国家与君主的地步，但是很显然，在洛克的理论中，一个政治社会的建立，纯粹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具体而言，个人的财产。洛克非常重视政治社会在保护个人财产方面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9]（第77页）。有学者认为洛克是一个财产崇拜者，其实不然。财产本身并不重要，只是由于财产对个人社会地位之重要性才使它成为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也就是说，财产是人性在社会中的延展，是自我的社会属性，因此国家要对它加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仍然是洛克所关注的核心。从人们的社会行为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孟德斯鸠从法理上给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对自由这一术语的界定：“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15]（第154页）正如孟德斯鸠本人所言，自由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见仁见智，人们可以对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15]（第153页）。也正因为如此，现代的思想家感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生”。但是不管怎么说，自由最终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个人的事务应当由其自身加以决定，个人不仅有权利处理自己的事务，也有能力对之加以解决。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发展到了这一阶段，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因为有此成果的铺垫，在后来政治发展理论当中人们提及大众参与时，才有了一个原则与理论上的初设。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中人们所达成共识的文化世俗化观念，早已经在西方政治思想历史中有了漫长的思想准备过程。思想家们在这一过程中所作的理论贡献虽然有时并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政治发展理论而言，却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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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