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郎友兴

“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注：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4页。）当代世界更是几乎将民主等同于善了，但在西方各种民主理论中，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又常常为人所诟。笔者以为人们对精英主义理论的抵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对它不甚了了，乃至误解。本文旨在描述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其主要思想，从中发掘出对中国民主化有所启迪的思想资源。

一、导言

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民主政治的理论，有些学者如Peter Bachrach称之为“民主的精英主义理论”(Democratic Elitist Theory)，（注：peter Bachrach,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a Critique,Boston:Little,Brown,1967.）另一些名之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还有如以色列社会学家Etzioni-Halevy称之为“Demo-elite perspective"。（注：Eva Etzioni-Halevy,The Elite Connection:Problems and Potential of Western Democrac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93.）尽管名称不一，但所指的对象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些概念其实可以互用。

1.精英主义与其民主理论的演进

精英理论与阶级理论都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它们都勾画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不过，精英理论主要关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信条是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与无权的大多数，前者为统治者而后者为被统治者；统治集团即精英垄断着权力，而大众即非精英除接受前者的安排外另无选择。（注：Thomas Dye和Harmon Zeigler将精英理论的主要观点作了很好的归纳。请参见Thomas Dye,Harmon Zeigler,The Irony of Democracy: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Tenth Edition.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6,pp.4-5.）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掌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古典与现代精英理论的中心议题是在稳定的民主社会中，精英需要通过定期的选举而竞争权力。

John Higley和Jan Pakulski描述了精英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几起几落的现象作了解释。（注：John Higley and Jan Pakulski,"Elite Theory after Marxism"(unpulished).）他们认为，古典精英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而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但是随着欧洲纳粹的兴起，这个理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直到1980年代再次兴起。究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据说其中一个是古典精英理论家如帕累托(V Pareto)的理论与纳粹的兴起有关联，也就是说精英理论为纳粹提供理论根据。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民主在二十世纪尤其四十年代以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因此，没有一个政体声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这样一来，有关精英研究就有反民主之嫌疑了。1980年代以后，精英理论再度兴起，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970年代兴起的“民主化第三波”，即从权威或专制政体转民主政治，二是现代社会日益分化而制度的复杂性也日趋增加，这样权力的集中就不可避免了。

Etzioni-Halevy将精英民主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注：Eva Etzioni-Halevy,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a COllection of Readings,New York:Garland,1997,pp.xxiv-xxxv.）其中第一个阶段她称之为“民主与民主化中的精英：古典的分析”。在她看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民主政治问题，而帕累托、莫斯考(Mosco)和米歇尔斯(Michels)是三个奠基人，而马克思、韦伯、米尔斯(Wright Mills)、熊比特(Schumpeter)、阿隆(Aron)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民主其特点不仅表现于自由竞争的选举中，也体现于精英之间对权力的竞争之中。第二个阶段为“民主与民主化中的精英：新分析”。这种新分析认为精英已成为政治分析的核心：精英分析可以提供多种视角与理论框架描述与分析民主政治与民主转型的问题。第三个阶段为“民主的阶级理论与精英理论的趋同”(convergence)，这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

2、民主与精英关系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两种研究取向

事实上，很少有学者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古典的精英主义者也不例外，如他们不否认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尽管他们中有些并不认为民主与精英是可以相协调的。权力的划分与制约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的核心因素，这没有任何异疑。问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清楚权力拥有者及其影响并不只限于国家，也存在于社会的其他领域。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民主与精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精英主义者对此的态度不一，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倾向。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不协调论”。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精英与民主不仅不能协调起来，而且精英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威胁，同时他们认为精英是与所谓的“民治”观念相冲突的。另一种可谓是“协调论”，即精英主义的民主论，认为精英是民主的保障，可以防止极权王义的威胁。从其历史发展来看，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先后主要出现两种研究取向：前期以熊比特等人为代表，主要的特点是对传统的民主理论进行修正，而当代重点是研究民主转移、民主化过程中精英的角色与功能、策略等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精英与民主的关系（如冲突的还是可相融的）的争论本质上反映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或矛盾。

二、民主与精英关系的主要议题：古典与现代的分析

被称之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家，他们之间的观点各不尽相同，但有下列这些共识：(1)民主并非意味着人民统治，而是精英或政治家统治；(2)民主政治意味着多元精英竞争的过程，而政党竞争是其中典型的一个；(3)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定期地投票选举出决策者，当然他们可以通过利益群体对决策过程有所影响；(4)精英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精英的行列。

1、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民主内涵

对一个持精英主义倾向的学者来说，如何界定民主对构筑出其民主理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从对民主的界定本身中就不难看出学者本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熊比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注：熊比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他的民主定义常常为人所引用，认为是最具精英主义色彩。而熊比特之所以这样界定民主，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他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与分析密切相关。他对古典民主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1)共同幸福观念的虚妄；(2)非民主决策比民主决策更为人民所普遍接受；(3)大众意志的虚妄。因此，一是要消除古典民主理论的观念；二是人民是什么呢？结论是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实用、最有效、最合适的民主模式。如何保证民主的运行，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民主能够令人满意地得以运行？熊比特提出五个方面：(1)政治家们要有很高的才能；(2)对立的领袖（或政党）之间的竞争；(3)官僚制度；(4)存在“民主的自我控制”；(5)有并能容易地让不同见解表达的文化能力。

熊比特的民主定义对1950年代、1960年代的民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Anthony Downs说熊比特对民主的界定是他自己研究的基础与灵感的来源。（注：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Collins,1957.）李普赛特(S.Lipset)说他在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1959)一文与《政治人》一书中所采用的民主定义是从韦伯和熊比特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自熊比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后，当代理论家通常都同意民主是“选择领导人或统治者的一种方法”。萨托利的民主观本质上与熊比特的相类似。（注：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4-155页。）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达尔认为多数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认民主的特征是少数统治，但是，他认为是多元的少数(Plurality of minorities)统治。

2、民主政治中精英统治／治理的不可避免

在精英主义理论家看来，精英统治、支配社会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规律，任何社会包括民主社会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莫斯考在其晚年认为精英与民主是可以协调起来的，这种认识在古典精英理论家中属于第一个。他的《统治阶级》一书中的最后一章反映了他的这种努力。莫斯考说，现实的情况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由有共识的、行动一致的组成的百人将胜于行动不一的千人。（注：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ork,Lond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1939.1st ed,p.53.）此外，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拥有一些品质为社会所高度评价，并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韦伯(Weber)是民主的拥护者，但是，他不相信人民主权的可行性，怀疑人民自己判断政治的能力。他的科层制理论与其民主观是密切关联着的。韦伯认为在现代科层制的社会中，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具有不可操作性，政治组织必然由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来管理，而管理需要具备相当的才能，所以政治是精英的一项事业。（注：Mar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From Marx Weber,Eds.H.H Gerth and C.W.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97,113.）因此，他以为，民主就像市场，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人竞争选票和权力的场所。韦伯说，只有一种政治，那就是职业政治家的统治，而现代代议制民主是选民投票选择领导人，民主选举中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信誉与声望。（注：Mar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From Marx Weber,Eds.H.H Gerth and C.W.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97,113.）

当他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也是由精英统治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思想就开始远扬了。他的所谓“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十分著名。他认为精英的不可避免在于，在所有科层组织中都存在出现寡头的强大动力，他们的利益不同并超越于其组织中一般成员，即使在民主的和平等的组织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精英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深刻研究，促使米歇尔斯提出“寡头统治铁律”：谁说到组织就是说寡头统治，民主政体、社会主义政党概莫能外。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政党的目标从理论上说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寡头统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解释这些政党却也出现了他们所反对的寡头统治。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没有组织，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组织是弱者与强者斗争的一种武器。第二，工人阶级直接治理的不可能。从技术上说实现大众主权是不可能的。因而，从技术与现实角度来说寡头现象是政党组织所必需的。第三，工人阶级对领导权的冷漠与需求。许多公民对政治事务没有兴趣。政党成员的大多数对其组织在议会中能否获取多数席位也不会关心。第四，工人阶级竞争力的缺乏与领导者的优势。在政治生活中，大众缺乏竞争力是几乎普遍的，由此巩固了领导者权力的基础。既然民众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利益，那么，由专家来处理其事务就有必要了。第五，工人阶级领袖的不变更，官职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越大，因而后者也越来越依赖于前者。
因精英统治的不可避免，熊比特以“人民赞同的政府”(govenlment approved by the people)代替“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概念。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别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分为精英与大众是普遍的，即便在民主社会也是如此”，“少数人掌大权，而多数人则拥有的权力相对就小得多了”。（注：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Power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University Press,1950,p.219.）他说由少数人掌权的社会依然可能是民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他看来，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就需要建立起精英对大众的“责任制度”；尽管民主政体同样由精英掌权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大众享受的权力很少，但是这种少量的权力可以控制精英，使之能够负起职责来。这种社会就是民主社会。

针对传统的民主理论（主要是“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统治”），波普提出了著名的“民主悖论”。在他看来，民主与非民主比如专制政体的区别不在于由谁来统治，即由人民自己还是由独裁者，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统治，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制度：民主是一种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少数统治者权力的制度或程序。（注：参见波普的《猜想与反驳》（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Thomas Dye与Harmon Zeiglar认为民主当然是指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是，民主的存在或生存又有赖于精英。他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民主的冷嘲”(irony of democracy)，这就是说假如民治的政府要生存下去，需要精英明智地进行统治。（注：Thomas Dye,Harmon Zeiglar,The Irony of Democracy: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Tenth Edition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6),pp.1,135,136,18.）

不过，当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家们对于精英的不可避免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

3、民主政治中大众的能力、素质与精英的核心角色

精英统治在民主社会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民主社会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民主与大众的关系方面尤其大众的能力问题。他们更相信精英的智慧与能量，而对大众的能力多半加以怀疑，这是他们之所以认为即便在民主社会小精英也扮演核心角色的基本因素。William Kornhauser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原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政治总是缺乏兴趣。这种无兴趣本身也表明人们对制度的不满，因为政治是由国家精英操纵与动员的，大众很容易受精英动员。这是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依然能够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在他看来，在多元民主社会中自治的中间群体或组织为真正的参与提供渠道。所以，不同熊比特，他十分重视中间群体的角色，认为在多元自由民主社会中中间群体可以防止走向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或“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危险。（注：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London:Routledge and K.Paul,1960.）Thomas Dye和Harmon Zeiglar也认为，正是人民缺乏信息和参与兴趣，使他们极少介入政治：“大众不领导，而是跟从。他们只对精英的态度、建议和行为作出反应”。李普赛特也认为“下层阶级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信奉远不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低层的阶级往往具有反民主的倾向，他们很容易导致支持极端主义运动，或者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对政治失去兴趣。（注：李普赛特：《政治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9、94页。）所以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民主制度——选举和政党——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就是说，这些制度可以通过给大众在选举日时一个（投票）机会将大众与政治联系起来”。李普赛特说大众关心政治对民主未必有好处，相反这是一种危险，因为普通大众进入政治领域可能会“粉碎”民主制度，因为大众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主义的政治力量。

4、民主政治中大众的作用和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强调精英，但并非所有的精英主义者都完全否认大众对民主政治的意义。曼海姆(Karl Mannheim)承认“政策的形成实际上在精英手里”，但是他并不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不是民主了，因为在民主社会中，被统治者总是能够赶走领导者或者迫使他们决策时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肯定了工会、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在19世纪与20世纪为争取扩大政治民主所起的重大作用。（注：Ruth B.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4.）民主统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动和相互负责任的一种制度。

当然，还有些学者否认大众对民主的意义。Thomas Dye和Harmon Zeiglar认为，大众与民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通常大众是冷漠和不活跃的”，原因在于大众并不信奉个人自由、多元宽容、言论自由的原则，因而他们会威胁着民主的价值观念。（注：Thomas Dye,Harmon Zeiglar,The Irony of Democracy: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Tenth Edition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6),pp.1,135,136,18.）他们的结论是精英治理是不可避免的，而大众治理是不可欲的。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模式(Zero-sum model)。精英需要大众的支持。为了取得这种支持，精英的构想必须与大众的利益与政治取向一致。G.Lowell Field,John Higley和Michael G.Burton强调精英的设想需要与大众利益与取向相一致，而这种相关制约着精英的行为；如果失去大众的支持，那么就会影响精英的仕途，或者至少影响精英的作用的发挥。总之，大众的利益与取向成为一种参数，在这种参数中精英能够安全与有效地发挥作用。（注：G.Lowell Field,John Higley,Michael G.Burton,"National Elite COnfiguration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in 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A Collection of Readings,ed.Eva Etzioni-Halevy New York:Garland,1997,p.183.）

三、精英的塑造(Crafting)与民主化：“民主第三波”的话题

当代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民主转型即民主第三波过程中精英的角色问题，尤其重视精英如何塑造(crafting)民主政治与民主如何巩固的问题。

1、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自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在南欧、拉美及其他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以亨廷顿的话来说的“民主的第三波”，这促使学者重新回答Dankwart A.Rustow在1970年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条件使民主成为可能，什么条件造就民主的繁荣？（注：参见他的"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s Model"，文载于Comparative Politics,2(1970)。）第一种理论是企图从集体决策与政治互动的角度来回答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以Philippe C.Schmitter,Guillermo O'Donnel,Juan Linz,Laurence Whitehead等人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于四卷本的《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第二个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neo-tnstitutionalism)，这种理论开始于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尔后在其他领域也很盛行。第三个理论力图回到经济与政治相互关联这一传统性的研究视角来回答民主化的动力问题。第四个更是近来出现的，它集中于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角色问题。为何学者更多地关注了第三波的民主化过程精英的角色？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工人阶级的角色日益边缘化，即自下而上的作用下降了。Ruth B.Collier认为后工业的社会技术革命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减少而工会组织也处于守势，这样工人阶级的政党面临着一些挑战。（注：Ruth B.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在1970年代初，Dankwart A.Rustow形成了民主化的精英选择分析之框架。这个框架常常强调领导的角色及其塑造(crafting)之功能，因此将民主化主要看作是当权者和反对派中的民主精英战略互动的一种结果，是主要人物谈判的结果。（注：Ruth B.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12.）这样不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民主转型，而是集中于这样的一些问题：行动者（主要是指精英）如何选择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在何种压力之下，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即当政者会走向民主之路？反对派采取何种策略／战略迫使权威主义者选择走上民主转型之路？（注：Ruth B.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6.）

许多学者将政治精英视为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比如，在《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中 Philippe C.Schmitter,Guillermo O’Donnel将民主转型比作为一场精英的棋赛。George Sorensen认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发展首先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然后逐渐地转向更多大众导向的体制，但是19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其特点是民主转型来自于上层，即由精英主导。（注：George Sorensen,Democrancy and Democratization: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Westview Press,1998),pp.85,82.）亨廷顿曾经认为，民主的动力既来自于上层，也来自于下层，（注：Samuel 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i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99,p.212.）但是，在《民主第三波》中，他以为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英的信念与行为（注：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36.）。李普赛特说，“民主成功还是失败主要是依靠于政治领导人和群体的选择、行为和决策”。而Ruth B.Collier也认为忽视精英就无法解释民主化。John Higleym和Jan Pakulski说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主要来自于精英的根本转换。Przeworski(1991)，Linz和Stepan(1996)等人还运用博奕理论(game theory)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精英摒弃原有的权威主义政体而选择民主政治。

研究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学者如John Higle等尤其关注精英的角色问题，而集中于精英的策略与精英内的讨价还价是研究拉美、南欧、东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注：Ruth B.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

2、Crafting的内涵及其内外部条件

不少学者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都使用或谈论过"crafting"。Di Palma认为我们可以依据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是制作出来的。在“民主巩固或毁灭的政治塑造：欧洲与南美的比较”中，Juan Linz和Alfred Stepan也指出，从根本上说民主化是一桩政治塑造(political crafting)之事。关于民主转型或民主化过程中的精英角色的研究又重点集中于“政治塑造”，比如行动者的选择(actor's choice)、策略(tactic)、盟约(pact)、时机(timing)、讨价还价(bargaining)等。Goeffrey Pridham认为，political erafting这个概念主要关注的是精英达成妥协(settlement)的方式与手段。（注：Goeffrey Pridham,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pp.11,）简而言之，所谓crafting，就是精英提供民主产品与选择民主化策略的过程。Di Palma给予political crafting较为具体的说明。（注：Di Palma,To Craft Democracies: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8-9,18.）

精英的塑造固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的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做

到这一点。这就是说，民主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民主也不是出现于真空之中，必然会受各种方面因素的影响。在Goeffrey Pridham和DiPalma看来，这些因素中有两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历史因素，另一个就是国际因素，前者是内在的条件，后者为外部的条件。

历史的背景对于塑造民主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政治精英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民主化就可能失败。这也就是诺斯(Dougless North)所说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理性的领导人认真从历史中学到不少有益的的经验，从中取教训。Juan Linz和A.Stepan认为历史因素比如以往政体的影响力会制约人们对新的民主制度的选择。（注：Juan Linz,A.Str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4.）Goeffrey Pridham认为制度的设计与历史有关联。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历史的因素，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带回到民主化进程之中。但是，Goeffrey Pridham提醒人们历史因素不只是以往政体的经验问题，它至少包括下面这些基本的主题：历史的模式与历史的记忆；历史的遗产；来自于历史的政治知识。（注：Goeffrey Pridham,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pp.31.）

国际的因素可以改变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和算计、预测。Goeffrey Pridham在强调历史的同时，也指出了国际因素对于民主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对于1989年东欧国家政体的变化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也可以从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实际的技术如选举的技术、议会的程序、地方政府的管理、政治理念与政策。（注：Goeffrey Pridham,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pp.305.）Di Plama说“民主并不是发生于国际真空之中”，国际的因素对于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他提出民主可以移植吗？这个问题引导人们对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的思考与研究。他的回答当然是可以的。在他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或者说“移植”是通过两个主要方式实现的。第一种为“扩散”(diffusion)，这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二是推销(promotion)。Di Palma认为到了20世纪以后，示范效应增加了新的手段，这就是民主强国直接输出民主。（注：Di Palma,To Craft Democracies: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8-9,18.）第二种为“侵入”(trespassing)，这又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去除否决权走向民主”(removing vetoes to democracy)，另一个就是“霸权者的自我改革”(hegemonic self-reform)。前者指区域性的霸权主义者，霸权主义也是一种专制，但是，去除霸权者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动用否决权后，可以使国家走向民主化，比如，前苏联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干预后，可以使这些国家进行自决，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后者就是指前苏联，通过自我改革，使现在俄罗斯走向民主政治。

3、精英与民主政体的巩固

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来说，转向民主政体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民主的巩固问题。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以来成为民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John Higley等学者认为，从精英主义角度来看，一个民主政体的巩固除了大众更广泛地参与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外，需要精英的共识／一致与团结，而这对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否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认为，从以往的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的精英缺乏共识和团结，缺乏共识其结果导致政体的不稳定，即政体是一种伪民主或非巩固的民主，而要使不团结的精英能够取得共识与团结，就需要在精英的取向与结构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有两种基本的形式；(1)突然的或有意识的妥协，从而使民

主走向巩固；(2)在一个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选举的竞争逐渐地趋同。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and Southern Europe)一书中Higley等人画出了一个图表。（注：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3,）

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and Southern Europe)一书中Higley等学者具体研究了拉美与南欧13个国家精英转变与民主巩固的关系问题（见下表）。（注：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23-348,）

第一种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是两个由于精英妥协直接导致民主巩固的个案，而哥伦比亚民主的巩固是否直接来自于精英妥协的结果是有疑异的，智利是否属于这种类型的第四个个案目前（Higley等人此书所研究的是发生于1990年代前的民主化问题）还不得而知。

第二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逐渐趋同。意大利、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由于精英的逐渐趋同而取得精英之间的共识与团结，从而走向民主的巩固。

第三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和逐渐趋同。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是通过精英的妥协和逐渐趋同取得民主的巩固。

另外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秘鲁尽管先后转向民主政体，但是不稳定，还没有达到民主的巩固。这个中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精英的不团结有关系。当然，这并不说这些国家不能走向民主的巩固。

 Dernocratic transitions with/without elite settlements

A:Elite and mass pressures for change;authoritarian regime breaks down

B:Elite settlement;mass democratization

C:Stab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D:Consolidated democracy

E:No Elite settlement;mass moblization continues

F:Elite and mass polarization

G:Unconsolidated democracy

H:Pseudo-democracy

I:Reversion to authoritarian regime

民主的巩固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政策的和行为的变革来完成的”。（注：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10,）它不仅仅涉及到精英的转换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公民社会、政党、国际环境等，只集中于研究“精英的结构、取向、选择和行为”是一种“过分小气的做法”(parsimonious way)，（注：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39,）不过，精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Edgardo Boeniger所说的，“最近在拉丁美洲取得成就中，领导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注：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5页。）通过以上类型的分析，John Higey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精英的共识与团结是民主政体巩固的必要条件，精英是“历史的扳道工”(swilchmen of history)。（注：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39,）

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也少不了受到人们的批评。反精英主义主要的代表为巴特摩尔(Bottomore)（注：Tom Bottomore,Elites and Society (2nd ed),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pp.97-99.）、沃克(Jack L.Walker)（注：Jack L.Walker,"A Critique of the Elitist Theory of Democr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0,Issue2(June 1966),pp.285-295.）和巴赫拉克(Peter Bachrach)（注：参见Tom Bottomore,Elites and Society (2nd ed),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pp.97-99，以及Peter Bachrach,"Elitist COnsensus and Democrac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24,Issue3(August,1966),pp.439-452.）等学者。总体上说，他们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大众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

精英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问题：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意大利的莫斯考（尤其他的晚年）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作了较为系统

的阐述。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首先针对熊比特。尔后达尔、杜鲁门(David　Truman)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尽管达尔对精英主义也有所保留，有所批评，但是他发展了熊比特的精英主义民主思想，对精英民主的多元性质作了深入的分析。根据萨托利的说法，达尔与熊比特一样恪守竞争论，但有所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比特的终点：熊比特的任务是理解民主的功能，而达尔的任务还要加上推进民主，而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如民主的价值与理念，民主与大众参与），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何评价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当然是件见智见仁的事。较之于传统的民主理论，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性。这自然含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如有些反精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否认了民主政治的伟大理想，失去了古典民主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激进的冲力。但是，虽然熊比特等人的精英民主理论确有为现实辩护的保守倾向，但是，这种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到熊比特等人的民主理论的意义之所在：熊比特的精英民主论旨在防止独裁、如何维护民主政治。

事实上不少民主理论家们知道民主政治也是由精英支配的，但是又避免承认这一点。因此，有些就提出了民主的所谓充足条件以调和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与反／非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之间的矛盾或对立：(1)选民能够在参与竞争的精英中作出选择；(2)精英不能阻碍非精英的社会成员进入精英圈，换而言之，从非精英进入精英的渠道是畅通的；(3)精英是多元的，即不存在由一个精英群体支配权力的现象；(4)各种精英群体如商业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各领域的精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不管给出多少的条件或前提，都指向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寻找民主的理想、价值与民主的实际运作、民主、自由与权威、精英的有效治理与大众的参与等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并且往往有反民主之嫌疑，相反，平民主义的民主理念容易为人民所接纳与首肯，在道义上似乎也优于精英主义的民主理念。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不少民主思潮，如平民主义(populist democracy)、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地将中国导引到民主政治社会。与以上这三种民主思潮相比，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似乎要显得弱小得多，但是，这又可能提供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之路。从中国乡村民主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实际中能够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其主要特征有：授予和保证农民的投票权利；农村民主一定要在权威与自由、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摘平衡；村民选举搞得相对好些的地方总是与地方领导即治理精英的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的，他们能够巧用民主程序。这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因此，从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借助到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