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陈家刚

        政治发展，主要是指政治体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的变迁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在尊重自身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并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遵循时代趋势与发展共识，发掘既有体制的潜力，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从而建构一种适合中国自身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民主的基本价值为取向，以民主的制度建构和程序设计为路径，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最终的归宿。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给世界各国以新的启示。
        第一、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同时也受到了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一个且演且进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例外。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的封建专制历史、缺乏民主因素的国度，建设和发展民主必然面临更多的挑战。民主的实践本身也必然是一个逐步克服困难，消除障碍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演进和实践过程。20世纪中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人民民主制度，因此，民主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尊重既有制度现实，并善于有所创新和突破的过程。中国问题有相当大的特殊性。我国历史往往以发展的间断性来保持其整体的连续性，以激进改革的行为掩饰其基本停滞的发展状态。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要特别关注。 [1] 尊重连续性，尊重经验，尊重现行基本制度，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改革，能够有效地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并更广泛地维护人们群众的权益。
 2、中国的政治发展无法摆脱全球历史进程中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性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之外，政治关系也开始在时空上逐步扩展与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各种政治活动或政策制定中心可以通过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连接成复杂的决策和政治互动网络。全球化的政治维度对一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标准的影响、多元化政治主体与权威的行为影响、跨国决策活动与国际合作的影响、政治规制硬化约束力的影响，以及各种政治行为的影响等等。[2] 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政治网络，中国的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中国也必然要面对如何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
          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显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模式，并开始对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高扬宪政和民主的旗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深入人心；（2）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得以贯彻施行；（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党政、党国、政企、政事等实现初步分离，政府权力开始从高度集权转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4）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逐步发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效显著；（5）阳光立法深入民心，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和民主；（6）政府管理体制逐渐完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建设逐渐深入；（7）民间组织成长空间扩大，公民社会逐步发展，社会自治能力增强，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8）民主的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健全，程序的价值逐步提高；（9）监督机制多样化，权力滥用和腐败得以有效制衡；（10）一种健康有序的、宽容理性的公民政治文化逐渐形成。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看，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首要使命就是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整个国家与社会摆脱危机，重新走上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迁，开始逐步实现由全能国家向有限国家的转型，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民主、法治将成为21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第三，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自中国自身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基层民主，以及全球化的发展。
1、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3]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缔造了现代的工业社会；提高了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增强了公众的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加速了社会动员，造就了的新的政治生态，为政治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基础、契机和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日益感受到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者的政治国家的存在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权利意识的觉醒进一步促进了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2、意识形态变革是推动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传统、革命精神、意识形态、外来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政治领域而言，以人权、私有财产、自由、平等、法治、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和政治文明等新的理论或观念，既是对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此外，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中，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全球治理、合法性、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重要思想观念，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创新与进步。[4] 中国20多年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意识形态的变革，促进了社会政治的进步与发展。
3、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体制外力量。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近年来，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公民社会理性、妥协、宽容精神日益为人们所接受。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即达到31万多个。[5] 以上仅是登记在册的县级以上的民间组织，但更多的是活跃在县级以下的未登记的各种民间组织，对此没有权威的数据，但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估计大约在300万个左右。这些民间组织正在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4、制度化分权与政治行为者的良性政治互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国家向社会分权、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从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化分权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就是市场-分权-自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遵循的成长轨迹是: 在加强市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推行制度化的分权改革，由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逐步发展到政治分权，进而建立更高层次的地方自治制度为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的培育提供制度框架，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完备的制度基础和合理的发展路径。[6]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出现政治失序状态，避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被打断，出现政治衰败状态。
5、基层政治民主的推行，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广泛实践，也为更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层民主的核心是公民和社区单位能够自主决定私人的以及公共的属于自治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点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四川、广东等省开始试行乡镇党政领导的公推公选，并且选举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而基层民主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当属村民自治的广泛推行。近2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目前13亿多人口中有8亿多是农民，率先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全球化的力量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外在影响动力。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民主、自由、人权、安全、和平等政治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民主、自由的价值成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优劣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走向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尽管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各国不尽相同。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理论研究的前沿思维也时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与实践。治理与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公民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前沿理论或框架，对于中国学者借以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作用。中国的政治发展己经或正在受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民主化在逐步地发展。
        第四，中国政治发展的策略路径，遵循的是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等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维度良性互动的轨迹。
1、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应当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学习借鉴与立足国情相统一的原则。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既要顺应历史潮流，又要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尊重历史、传统与既有政治框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廉洁和政治效率迈进；在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2、建设政治文明，发展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权力结构来看，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推进党内民主；构建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公开、透明和受人民制约的公共服务型财政税体制；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改革，到2021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7] 而从民主化的发展策略上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政治能力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水平，强化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各自的能力并努力在二者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普及公民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从发展的次序来看，中国的实际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沿循这样几条路径:“党内-党外”、“基层-高层”、“社会-国家”、“局部-整体”、“试点-推广”。这也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带给我们的基本启示和结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可能局限于某种单一途径，而需要多种途径相互促进相互配合来完成。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是积极稳健而理性的政治民主化进路选择。
            第五，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的发展模式：增量民主、渐进民主、可持续发展等。
1、“增量民主”模式。俞可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即“增量民主”模式。“增量民主”具有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1）中国民主的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民主建设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既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更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2）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这种突破是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是性质上的突破。3）增量民主，将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4）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5）政治改革将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6）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民主的成果也无法保障。7）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8）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带动社会民主。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8]
2、渐进民主是国内很多学者总结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但是渐进模式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具有怎样的特征等还未有详细地论述。以民主化为基本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政治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建设稳定的制度运行机制，确保国家领导整体的继承性、连续性。在政治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定要注意从基层做起，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根据这样的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完全能够稳定进行。这样一种稳定性的改革，既能够保持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成果以及政治集团的继承性，又使政治体制不断发展，这才是真正渐进性的改革，也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战略。[9]
3、政治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基于广义政治理念并吸收可持续发展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其基本内涵是：政治体系在促进经济、社会、生态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和平、有序地演进与更新的永续过程。政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政治体系自身的持续发展和演进。政治体系实现民主化、法治化和生态化，具有自我完善与更新的机制。第二，政治体系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政治体系一方面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改进自身，另一方面能够以自身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者形成双向良性互动关系。第三，政治体系与社会协调发展。政治体系与公民社会不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促进的关系。第四，“政治-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政治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体系主导下的整个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不断协调发展的过程。第五，国际关系趋向民主化、和平化。国际政治持续发展要求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都能够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彼此的矛盾和纠纷，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与合作，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真正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化。[10]
二、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民主政治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参政党作用相结合，形成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力量；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培育社会自治力量，增强社会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法治保障民主制度的深化与完善。这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1）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利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转变成领导人民发展经济、走向民主富强文明的执政党。如何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进一步建构更广泛、更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等？（2）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任何政党、政府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在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构、执行机关的行政机构和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如何完善和发展廉洁高效公正的运作体制？（3）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是对我们智慧的巨大考验。如何调整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如何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持续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这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严峻挑战。如何应对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冲突剧烈化的现实？（5）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结构逐步开放，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并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但是，民间组织“政治化”的趋势逐渐显露，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逐渐弱化。那么，如何规范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何鼓励并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如何使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家与市场力量之间，发挥平衡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关系？（6）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如何在融入国际社会、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积极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包括僵硬的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充分展示中国政治发展的巨大成就？
         目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强调理性交往和参与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
从宪政意义上讲，协商民主是强调人民主权、多数原则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 [11] 在治理的意义上，“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12] 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多元文化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的分裂与对立。协商民主则是有效的应对形式。而在决策意义上，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13] 这种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做出的判断，以及应该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和程序。
        概括来讲，协商民主包含有这样几层含义：第一，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体制、权力分立及制衡、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第二，考虑到现代民族国家人口和疆域的规模，既强调代表的智慧与能力，也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第三，承认多元分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广泛参与和对话；第四，强调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诉诸公共利益，以及公开利用理性；第五，合法性源自公民的广泛参与、偏好表达与共识达成；第六，协商是规范性理想与经验现实的结合。
        那么，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协商民主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1、协商民主理论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宪政是以社会主义宪法为前提，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以切实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实质性正义为目的的政治形态。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在将社会主义宪政看成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封建专制制度传统，以及特殊的革命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例如，政治体制的结构设计、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民主法治精神缺失等等。这些不足当然地制约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要努力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确立人权在国家宪法中的地位，将权利保障作为国家权力设置、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理顺党政关系，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依法行政，转变职能，建设责任、服务型政府，保障繁荣发展与社会公正；实现民主的制度建设。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创制出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理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宪政建设的意义在于：“宪法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基于共同的人类理性而能接受的原则和思想，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这是所有公民认可的必要条件之一。”[14] 从价值层面上而言，宪法和立宪过程必须是民主协商的，而且只能是民主协商的。“一个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应当“被理解为协商民主”，因为“协商民主是自由宪政的核心思想”，制宪本身就是协商过程，而宪法不过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基于共同的人类理性而能接受的原则和思想，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这是所有公民认可的必要条件之一。”[15] 在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政治除非是协商和民主的，否则它就徒具虚名。“一部好的宪法既包含维护的因素，又包含变革的因素。”[16] 实践表明，宪法的变革与自我完善，可以通过发展协商民主来实现。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协商机制寻求并确立利益制约的机制，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平衡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民主，强调程序正义，注重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宪政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寻求一致协调、解决冲突的有效的政治机制，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平衡。这首先要求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制约机制，实现共赢。协商精神的落实和协商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是现代国家宪政建设的精髓所在，还是宪法与宪政制度适应社会变化、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途径。
2、协商民主有助于制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膨胀，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
          如何控制行政权的非民主取向，是20世纪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怀的重要问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行政机构的权力或者说官僚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行政机构获得了制定规则以确定公共政策的内容而无须承担同等民主责任。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不仅出现在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差异，由于对于经济发展的强调，而行政机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出现了行政机构超越立法和决策机构的扩权挑战。行政权的膨胀，一方面破坏了权力结构的稳定平衡，从而极容易形成专制政治；另一方面也最容易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容易为着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分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同时，我国政府管理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现象相当严重；第二，决策不够科学民主，失误很多；第三，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同时存在；第四，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第五，政府管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机构缺失和机构臃肿同时并存；第六，依法行政做得不够，人浮于事现象比较严重；第七，行政管理的官本位依然严重，重管制、轻服务倾向比较明显；第八，政府与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合作性不高；第九，铺张浪费严重，行政成本相当高；第十，政府管理过程不够透明；第十一，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缺乏诚信；第十二，政府管理存在比较严重的公共腐败；第十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还明显存在；第十四，权力的边界不够明确，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存在不少模糊之处。[17]
            协商民主，作为既强调理性决策、又强调公众参与，既强调多数原则，又强调保护少数的民主体制，则可以有效地规范和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因为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最大化，所有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争论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协商过程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协商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透明和负责的政府过程，使民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机构，使政府发挥其应尽的责任，避免其超越责任范围、法律界限。
3、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利益表达渠道、推动公民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对话和交往，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扩大并促进公共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元化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不同主体、不同利益、不同阶层的冲突也越来越复杂。协商民主通过各方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的过程，使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拓宽彼此的心胸，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达到公共利益的一致。协商民主还能够通过强调在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的过程中，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
        协商民主强调对话与协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团体和集体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便在对话的交谈中相互学习。协商民主的要点在于它允许公民参与到理性协商中，在有争议的道德、政治或种族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协商民主通过讨论，能够产生更大的共识，使得讨论参与者更倾向于支持这个选择的实施。协商赋予每个人发言机会， 即使他最终反对集体选择。程序的公正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服从或支持结果。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参与者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得以提高，参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对政策的认同感。协商讨论是一种形成公民美德的实践项目，对参与者产生积极影响。参与可以提高参与者的道德、实践和知识水平，这会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能更好的理解政策，配合政策的执行。
         协商民主追求公正，关注公共利益。参与者在协商与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心理机制而公开赞成一种观点可能重塑个人愿望，增强人们对共同体和决策的参与感，并努力寻求公正的价值追求。协商民主关注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协商民主引入自由而开放的对话，协商的公共性保证所有发言人都可有效参与辩论和商讨，每个人都期待其他人回应他们。协商民主能够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提高决策的科学程度。通过将政治正当化和决策置于多种备选方案中，协商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当协商在开放的公共领域进行时，理性的质量就可能提高。
4、协商民主有助于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是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特别是大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对政治冷淡、民主意识缺失，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普遍不高。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民众自主性的迷失，培植了顺从型的奴性人格和“安守本分”的臣民文化，参与型公民文化的缺失、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受到超强抑制从而导致公民主体意识的孱弱，唯上、崇上意识、官本位和等级制观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民主意识的缺失、参与的不足，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更为主动地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协商民主倾向于建立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以求达致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则是推进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协商民主鼓励立法和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在参与过程中公开自己的偏好和理由，尊重他人的意见。公民参与意味着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相关问题、制度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参与能够在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共同体机构、公民与问题、公民与决策，乃至公民与整个共同体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参与能够为公民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发言权创造条件；参与能够有效地维护公民个人以及共同体的利益。
        协商民主，或者说宪政使公民们获得了“自主”的感觉。“公民自治的实现是通过引进各种防范措施来制约少数人企图建立对多数人统治权威的倾向”。[18] 协商民主，促进了社会主义宪政的完善与发展，能够有效地推动公民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并在参与中表达自己利益，养成民主的习惯和民主的意识。我国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是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在这两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通过协商民主的协商，鼓励公民自觉参与政治对话、民主选举、政策监督，则能够有效地推动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
5、协商民主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从奠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角色，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一种观念认为，公民社会各部门在愿意且有能力参加一些有组织的协商论坛的情况下，应该参与协商政治。公民社会通过与国家的合作而被赋予交往形式；另一种观念认为，公共协商具有非正式的、非组织的性质。公民社会在非正式的政治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是形成公共舆论，并将其传达到制度性决策论坛。一个繁荣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为未来的国家民主化提供资源，而且也能对国家的民主承诺的逆转进行控制。
         协商民主能够通过确认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和发展公民社会。通过畅通、开放多样的协商路径不断完善民主制度，激发民众参与对话和讨论的热情，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协商能力，促进协商民主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得到民主保障并成熟发育的积极的公民社会又不断开拓协商的新领域，创制协商民主的新形式，在与国家和各团体之间的博弈和协商中推进宪政民主的发展。“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也惟有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才能支撑起一个民主的国家。”[19]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必然政府推动培育这样的公民社会。首先，通过宪政建设，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确保公民能以平等的公民身份进入公共协商；其次，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取消对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公民社会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扩展协商民主的领域；再次，通过市场经济平等、契约的理念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培养具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社会主义公民，从而为进行协商提供所需的公共理性；最后，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民众参与到开放性公共协商之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不但提高了民主政治的责任能力，而且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生命力。它们通过提供新的方法表达政治利益来提高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增强政治意识、效率和公民的信任。[20]协商过程不仅传播影响，而且还赋予公民协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如果大的政体能够实现这种民主前提——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具有各种形式社团的公民社会，以及允许个人根据其基本权利诉诸正义的司法制度——那么，对于中国使其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政体民主化的努力来说，这种制度化的、广泛并且深入的公共协商可能会成为一种模式。[21]
6、协商民主有助于在实践中形成健康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宽容、理解、对话、倾听和理性的民主氛围。
           立宪政治是以成熟的公民文化为条件的。所谓公民文化，在阿尔蒙德看来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它具有“理性”和“积极”两个方面的特征。公民文化的理性特征，强调公民须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和信息判断能力，以确保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公民文化的积极性特征则强调公民须以负责任的态度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决策。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既有政治参与之能力，也有政治参与之积极性。协商民主能够在实践中培养出良好的公民精神，建构民主政治的文化心理基础，从而形成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民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体现其价值，也只有在实践中，民主才能够完善自身。在现实的运转中，协商民主首先能够培养出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其次，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协商民主能够使人们看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承担责任有利于促进共同体的繁荣；第三，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各种文化团体之间就会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从而成为建立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最后，协商过程和程序能够包容存在差异、边缘化的少数族群、文化团体，平等、公正地对待社会的异质性，促进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具有丰富的协商民主形式。例如立法过程中表达民意的听证、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恳谈会、社区议事会、网络论坛等等。这些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反映协商民主特征的政治实践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并在民主实践中，逐渐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协商民主能够让社会群体中各种不同意见和要求，在理性对话中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并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从而使公共决策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能够扩大基层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能够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有利于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协商民主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回顾、描述与反思，是对西方既有政治体制的完善和超越。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传统与现实。第二、在理论与体制实践中，选举、权力制衡、理性表达、参与和对话等要素都是协商民主的内在要素。将选举要素与协商对话等要素对立起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路径。很多学者探讨的选举民主实际上是将选举这一要素突出出来，强调多元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来竞争公共权力；而协商民主则较为突出了理性思考、对话与讨论等在民主立法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将选举排斥在外。第三、协商民主体现在不同领域和层面。在国际层面如欧盟治理过程的协商、在国家层面如我国的政治协商、在基层政府如温岭的民主恳谈，以及自治领域的社区议事会等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如果单纯地将协商民主理解为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不利于我们分析批判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忽视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是一种对话过程、讨论和妥协过程，协商过程是平等的，协商不能仅仅局限于政策咨询或垂询。第四，对于我国的政治发展来说，协商民主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某些价值观念、某些制度要素、某些方法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学习、借鉴和移植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总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必然是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尊重自身国情的政治发展；必然是尊重通过多次反复而历史地选择的既有政治制度，并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空间，推动创新与变革的政治发展；必然是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了解、认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并使之本土化的政治发展；必然是以思想解放、观念转变为先导，以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所推动的政治发展；必然是一种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而非单一强调某一方面的要素，是将民主价值、民主制度、民主机制和程序，以及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而非片面理解的政治发展；必然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创造民主条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公民文化素质低、传统封建专制及宗族等消极因素的存在不是拒绝或延缓民主的借口。民主的条件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创造的。继续推进选举民主的实践、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明智的战略 选择。

[1]王振耀，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选择论纲:在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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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俞可平，“2008：预测与战略”《财经》年会上的发言。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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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